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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主体”到“作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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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5-29 14:13:00

  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作者在创作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直至占据了20世纪前西方文论的主体地位。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曾提出文学活动的“四个世界”说,认为文学活动就处在世界-作者-读者这样一个闭合系统中。这为后来文论的分派打下了基础。尽管各派关注的重点有差异,但未脱出这一闭合系统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作者作为创作活动的主体仍或隐或显地存在和发生作用。传统文论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创作成果,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表达思想并写给读者看的。在创作活动中,作者的原意就是作品的意图,由此要理解作品,只要弄清作者的意图,批评活动就可结束。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地挖出作者的“原意”。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更是重视作者的意图。甚至英美新批评和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等强调对作品的“细读”和读者接受的理论也是对作者创作主体地位的先验承认。读者反映批评强调的“读者中心”可以说是对作者主体地位的初步松动。它是与结构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但不及其影响的派别。一切都在变化,结构主义由此反“作者主体”而提出“作者之死”更是下述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
  一、“上帝之死”与“作者之死”
  任何理论的沿革都与自身的需求和社会背景的转变不无关系。19世纪以前人们一直处在因循的思想状态,尊奉权威,敬畏上帝,虔信宗教同时又颇以自己为宇宙中心而沾沾自喜。但尼采却在19世纪末《快乐的智慧》中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种宣言,而是如哥白尼的科学发现一样的革命性的思想转变。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居于上帝所构筑的安乐世界,以基督教为其精神支柱,一切都可推给至高无上的权威——上帝。人得上帝恩宠处于中心并优于其他生物,这种认识上的自满蒙蔽了人类智慧的头脑。尼采的呼告宣布了精神支柱的坍塌,除去了这层障蔽,人类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产物的非中心地位。加之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世界好像变大了。这种转变促使人类必须进行思想革新。文学批评也在呼唤自身的变革以适应变化的外界。库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即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概念。指一定科学时期指导科学研究的某种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它是各种具体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理论与出发点,范式的变化标志了科学的进步与变革。它带来的更多的是视角的变革。这同样可以借用于批评活动。文学批评一直处在作者主体的老路子之中,但它又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实资料的积累和直线式的无限发展。它也遵循量变-质变原理而要求质的飞跃-断裂和突变。批评本身也需要一场“范式革命”打破旧有体系适应新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旧交替时代为其演革提供了极好的背景。
  二、“语言学转向”与“作者之死”
  传统文论认为,作者赋予文字意义并表达一定思想,文学作品的源泉是作者。但索绪尔语言学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看法。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每个符号都是由能指、所指两部分构成。前者指能表达意义的文字符号,后者指文字符号代表的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如“人”这个符号,其所指可以是“狗”,也可以是“man”或其他的表达。其意义产生于能指符号之间的差异,不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哈贝马斯在80年代以来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20世纪人文学科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sche wende)。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传统的‘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语言学转向是人文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意识哲学”关注的是主体与客体,意识与世界的关系及主体对客体认识的可能性。由此,18世纪的文学批评确信作品是作者陈述的固定,是作者的“本意”为作者主体增加了砝码。但语言学转向后,哲学问题转变成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意义产生于语言的言说,是语言言说的效果与产物,意义的本质在于其“语言性”。而先验的主体性就被消解了。正是这种“语言性”和意义的不固定使得意义永远在场又永远不在场。“在场”指意义产生的可能条件,“不在场”指意义的不固定性即永远地向后推延。任何意义的可能性的突现都是对其可能性的消解与遮蔽。因而终极意义的取得是无限接近的。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其意义产生自本身的语言。正是语言的能指的无限替补性和其“滑动”的所指采产生了作品的无限阐释的可能和必要。“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是从语言内部对“作者之死”的证明。语言中心挑战了作者的主体性。加之精神分析学派对无意识领域的开掘进一步推出了言语表达与作者意图间的不一致。这与语言学的转向共同促成结构主义所提出的“作者之死”。
  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作者之死”
  在经过了必要的思想转变和载体工具的革命性转向后,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已不那么令人惊奇。他认为“文学不再是关于人类情感的科学,而是关于人类语言的科学”,并在索绪尔提出能指和所指之后进一步提出意指作用,即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如“羊”一般指具体的牲畜,也可“意指”性情温和的人,一般将后者作为能指的意义。在巴特看来,意指作用是一个过程,是一种把所指与能指组合成一体的行为。他提出结构主义将目光集中于形式,形式被看成符号,其意义取决于惯例、关系和系统。而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具体的语言运用去发现一个话语之外却又支配着话语意义的规则和程式。索绪尔以“主体非中心化”为理论指导,使文学文本代替了创作主体的中心,排除了作者意图在文本中的地位。这样“四个世界”的闭合系统就被彻底打破。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打破,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带来了结构的破裂,然后转向了解构。它打破了能指、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意义的实现是无数能指互渗的无止境过程,终极意义上的所指不存在。德里达用“异延”来说明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了作品向文本、语言向话语的转向。索绪尔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而在解构主义的德里达这里则是文学造就了丰富的语言。他颠倒了语言与文学的历史次序和等级差别,“在狭义的文学出现之前,文学早已使人能开口说话的差异即原在文学中出现了。”与“异延”一致,都是强调文化与文学的开放性和边缘性。既然意义不确定文字在前,那么语言中心论也因而被否定。读者也就不必囿于文本的符号而尽可以展开想象,重新书写原文的意义。在《从作品到文本》中,巴特进一步区分了作品与文本,提出作品是具体的物质形式,是要占一定空间的;而文本则是无尽的意指过程,存在于话语的运做过程中。作品有一定的主题,表达确定的意义,文本则倡导多元流动,比作品更具扩张力,是生产型的,呼唤读者的创造性参与。“作者之死”已不可避免。巴特还将文本分为可读与可写两种。前者可阅而不可写,一切都表达的清楚明白,给人以真实的假象,读者接受出于消费的需要。而后者是可重写的永恒的现在时,它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如法国“新小说”,语言晦涩难懂,必须通过积极的思考,以生产者的姿态接受、参与文本写作即以读代写,像写文本那样去读。作者在此已被彻底悬挂,“作者之死”成为必然。但“死”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消亡,而“作者”也非实体而是一种先验的范式。
   “作者之死”挑战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作者主体”范式,与“上帝之死”挑战的权威有同样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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