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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人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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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5-31 14:04:00

  2011年11月6日,中国首届歌剧节在福州开幕,从11月6日到11月30日,整个歌剧节历时近一个月,期间上演了16台歌剧,堪称我国歌剧艺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在这16部歌剧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品都是以女性形象作为歌剧的主人公的,在女性形象塑造上,较之以往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人性化的回归。
  一、中国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回顾
  自从中国民族歌剧诞生以来,女性角色的塑造一直都占据主流地位的,从黎锦晖对歌剧的探索开始,在他的《麻雀与小孩》、《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中,都是以女性作为歌剧主人公。而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在歌剧中,当属《扬子江风暴》中的歌女和女大学生,虽然在剧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已经有了鲜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意识。随后的中国进入了水深火热的战争时期,其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受苦受难的女性,如《秋子》中的秋子、《兄妹开荒》中的小二妹子。《白毛女》中的喜儿。在战争的影响下,她们过着灾难般的生活,但是身上却有着吃苦耐劳和善良朴素的传统美德,能够敢于面对现实,表现出对生活的坚韧。
  建国后,歌剧创作也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如《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洪湖赤卫队》、《珊瑚颂》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纵观这一时期歌剧的女性形象塑造,无疑是以革命女性形象为主体的。她们本身都是普通的劳动妇女,都有着苦难的成长经历,和反动势力有着血海深仇,使他们成为了旧中国受压迫和受奴役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后来因为参加了革命,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珊妹”、“韩英”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语境下被“符号化”,通过参加革命,使她们的人生信仰发生了转变,尽管这个转变的过程艰难而曲折,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政治身份远远大于了她们的性别身份,或者说利用她们的性别突出了政治性的特征。这一点从对角色的音乐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她们的代表唱段都是“苦难回忆+立志革命到底”的模式。“细细品读作品,会发现她们只是作为一个个符号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是阶级、政治的符号,是男性界定的符号。”①
  “文革”后,女性的形象特征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再是受苦受难的同情者,也不再是坚定勇敢的革命者,逐渐从“苦难”和“英雄”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将目光转向了从生活中选取人物,用艺术的手段加以刻画,最后形成一个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她们更符合女性的一般特征。《原野》中的金子,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爱情和幸福的女性形象,不管外部的环境怎样的变化,金子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美好生活和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甚至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芳草心》则将目光转身了普通人。颂扬了女主人公芳芳——一个平凡的幼儿园保育员所具有的美好和崇高的心灵。而《玉鸟兵站》则侧重描写了主人公阿朵在经历了孤独和迷茫之后,依然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坚定信念,成为了一只引领着人们去追寻精神家园的“玉鸟”。就歌剧《芳草心》中《小草》来说,这首歌曲即采用了一种平易近人的吟唱式写法,矮小严谨,同时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芳芳就像是一个邻家的女孩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些剧目音乐的塑造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
  进入2000年后,很多改编自历史题材的歌剧,如《木兰诗篇》、《八女投江》、《野火春风斗古城》、《西施》、《红河谷》等,也都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变,经过改编后塑造出来的女性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时代和民族的文化意义。音乐的塑造也更多地从真实出发。歌剧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已经超过了单纯女性的含义,而是多种真实情感的凝聚,有爱国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以她们所具有的深厚和隽秀的文化力量,成为了民族血脉和民族情感的象征和寄托。
  二、女性形象对歌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
  从歌剧层面来讲,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一部歌剧成败的关键。中国民族歌剧中,塑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尽管这种塑造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明显的“弊端”,但是她们已然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记录者深藏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了中国文艺创作中的经典作品。从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来看,女性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进步,那么艺术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无疑是进步的女性主义的具体表现。今天看来,五六十年代一些革命题材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带有鲜明的符号化特征,艺术创作的功能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确实感召了几乎所有的观众,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剧中的选段,脑海中总会闪现出她们的艺术形象,这种闪现源于她们的形象是生活的高度提炼,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榜样。从这一点来说,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于歌剧本身和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着重要推动意义的。
  三、女性形象塑造的人性回归
  人物形象作为歌剧创作的重要元素,直接决定着这部歌剧作品在本质上的意义。而一个形象塑造的成败,则是看这个人物形象是不是具有着人性的光辉,或者说人物形象是不是因为人性而立体和丰满。对于人性的研究,既可以抽象,也可以具象。艺术创作因为无法回避人性问题的客观存在,也因为对于人性的表现是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的重要标准,所以说是一种具象的研究和表现。一个经典艺术性形象的树立,是指引人们现实生活的榜样,对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文学艺术创作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特征,女性意识被遮蔽是不可避免的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歌剧的发展。和政治的结合的歌剧形象塑造,最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因为这些女性形象都是体现出了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的和国家文化主旋律的契合,让这些人物形象有了最广泛的受众和共鸣。进入新时期,中国歌剧的形象塑造从高压和禁锢中逐渐的挣脱出来,歌剧创作者们将眼光转移到生活中来,首先把歌剧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首先放在女性的角度上予以审视,在这个基础上在赋予人物特有的内涵和情感。当然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有了这种人性意识的觉醒,到人性刻画表现出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到艺术形象人性化的回归,最终获得人性化的美学品质,中国的歌剧创作者正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地前进着。这在本次歌剧节的几部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主人公是金环和银环姐妹两人。这两个人物形象,除了一般革命人物的形象之外,呈现更多的是女性特征。姐姐金环泼辣果断“刀子嘴豆腐心”。在金环的唱段《永远的花样年华》中,创作者通过比喻性的歌词,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塑造的端庄、秀美和深情。妹妹银环温柔纯真,既热情善良,又幼稚脆弱。对于危险的革命斗争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姐妹两人一刚一柔,相互衬托和对比,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一方面走出了政治功利化遮蔽人性化的老路,另一方面也不是完全欲望化的刻画,而是按照将人放到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既保留了其政治文化意义,又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观念,歌剧本身的文本意义获得了新的增值。
  《紫藤花》是歌剧《伤逝》的节选,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郑小瑛教授和厦门演艺职业学院的师生们,再次排演了这部经典作品。子君的形象塑造跟之前的《伤逝》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依然是子君这个“叛逆”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爱情和自由,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同时也揭示了旧社会知识分子自身的妥协和软弱。与之前的《伤逝》不同,《紫藤花》中的子君只“伤”不“逝”,最终的结尾以子君的离去而告终,而不是《伤逝》中的饮恨而亡。这部歌剧打出的是校园歌剧的招牌,受到了广大大学生们的喜爱。《紫藤花》中子君的形象塑造,“折射出子君在对待自我、对待他者、对待爱情婚姻以及对待生存境遇的不同,透过这些不同我们会发现在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中女性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在现代女性的身上依然能够找到。”②给现代的女大学生在爱情观和生命观上以很大的启示。
  《远方的胡杨》讲述的是在“青歌赛”上获奖的维族少女阿拉木汗颁奖时突然不见了踪影。大赛投资人、作曲家和暗恋他的小伙子一起去阿拉木汗的家乡找她,邀请她到大城市发展。然而阿拉木汗婉言谢绝了她们,坚持留在西部的乡村中,甘做一名乡村教师,献身教育事业。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面对家乡建设的需要和孩子们的呼唤,女主人公阿拉木汗毅然决定返回家乡,讴歌了以阿拉木汗这名女青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青年,坚持理想,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纵观中国民族歌剧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从注重人物的外部关系和外部动作,树立革命典型化的形象,到眼光投向生活,关注多类人、普通人的内心动作和内心冲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来源于对政治功用的逐渐摆脱和对人的自身价值的逐渐认识和尊重。子君、金子、阿拉木汗、丹珠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看到了她们人性的一面,她们可以在舞台上无助、哭泣、呐喊,自己的情绪自己做主,正因此,我们才觉得这些人物跟我们更贴近。同时,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表演者们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也是至关重要的,她们也在努力追着人物的真实性。我们欣慰于创作者和表演者对于一个个歌剧女性人物塑造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这些人性化的中国歌剧女性人物,因为展现了女性之美而多彩,而中国民族歌剧也因此精彩和收获着。
  
  参考文献
  [1]詹桥玲《中国歌剧中的女性意识》,《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4期。
  [2]李祥林《政治意念和女性意识的双重变奏一对“样板戏”女性塑造的反思》,《四川戏剧》1998年第4期。
  
  
  ①陈超《〈红色娘子军〉的改编与叙事变迁—兼论其女性形象的嬗变》,《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第74页
  ②王玉英《女性批评下的〈伤逝〉解读》,信阳师范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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