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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民族音乐学”与“传统音乐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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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5-31 14:16:00

  感谢“金钟奖”评委会,在上百篇的论文中,把我的论文《民族音乐结构型态中程式性与非程式性》评为等次奖中的铜奖。正如居其宏先生在《中国艺术报——中国音乐》专栏中所言:“任何学术作品评奖同其他艺术作品评奖一样,都是一种没有绝对硬性衡量指标的软性评价活动……其中也必然渗透着评委们自身的主观性……”。三十多年来,中国音乐学界发表了成百上千篇的优秀论文,水平高者,绝不只有这几十篇。我虽然有幸进入这几十个人的名次,但自知,和学界的其他朋友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下边,我想谈一下关于“理论评奖”的分组和学习、研究传统民族音乐的问题。这次评奖分成四个组,我可能分到了“民族音乐学”组,我想,大概凡是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文章都在这一组。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法不太准确。“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来自西方,是音乐学的下属学科,它在欧美兴起,经日本人翻译(日语中就有“民族音乐学”这几个汉字)后传入中国。它也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以有的民族音乐学家现在也称这个学科为“音乐人类学”,或称“人类学的音乐学”。人类学研究的是什么呢?是文化。“人类学的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其方法也是研究文化,音乐中的文化,特别是那些还保留着原始状态下的人类的文化事项。这是民族音乐学家所感兴趣的。故他们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音乐本体的研究上,而是在这种文化事项上,如民间礼俗、民间禁忌和祭祀等。即便提到其中的音乐,也很少与那些文化联系起来,或联系的不那么紧密,形成了“两张皮②”的现象。我曾问过一些人:你们为什么总往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哪里跑?他们说:那里更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我还问他们:既然民族音乐学所关照的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音乐,你们为什么不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一下中国的昆曲音乐,看看他的音乐是如何和文化脉络相联系的呢?他们说了两个字:很难。(这可能是实话!)而传统音乐学是继承了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传统,更多地是去关注音乐的本体,即音乐的形态。当然现在也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注意到了音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脉络的关系。不过,在研究中“两张皮”的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如果什么时候能把“两张皮”变成“一张纸”,那问题也许就解决了。所幸的是,现在有的民族音乐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努力试图把音乐本体和文化脉络有机地联系起来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这次参加评选并获得奖项的伍国栋先生的《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苏南“丝竹繁兴”的人文历史背景研究》一文,我以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的得奖论文,严格地讲不是“民族音乐学”,而是“传统音乐学”。这两者,我不认为有什么高下之分,或谁比谁更科学,而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我之所以又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传统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理论”,虽然在“国音”、“央音”、“上音”都设有这个专业,也经常举行研讨会(如“国音”在前年,“上音”在去年,据说这种研讨会将每年举行一次,由各音乐院校轮流主办)。各院校又有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研究和教学的老师以及学这个专业的学生。但是在人们的观念里,“传统音乐学”或“传统音乐理论”这一学科,还没有被学界所普遍认可③。我经常碰到一些人说:你们是搞“民族音乐学”的(大概是外来的“洋和尚”好念经吧)。这时我就很尴尬,便无言以对。如果今后再分组时,我建议叫做“传统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或者干脆就叫“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它们所研究的音乐领域,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有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从目前来看,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更关注文化,一个更关注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它的储藏量用无以计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从当下来看,我们对这笔财富还是有些忽视了,对它的发掘还很不够。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如长期这样下去,对中国音乐的繁荣与发展是很不利的!
  从历史上看,凡是重视和热爱民族民间音乐的人,凡是去挖掘它、学习它并研究它的人,不管你是音乐学家、作曲家还是表演艺术家,都会有大的收获,并且都能运用到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去。比如当年在延安的“五人团”,他们都是作曲家,如马可、刘炽、张鲁等。由于他们从“小鲁艺”走进了“大鲁艺”,即认真地、虚心地向民间音乐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故而他们创作的作品都浸透着中国人的血液,浸透着中国的民族精神,深受中国人民大众的喜爱;再比如一些歌唱家,如郭兰英、李双江、吴雁泽等,他们长期受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使他们的歌唱那么有中国的韵味。还有一个例子,当年选择演唱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插曲“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歌手时,有20多位明星大腕参加选拔,但谷建芬女士却独独选中了杨洪基,认为他唱的有味儿!后来杨洪基说,因为他曾学过京剧。再比如竹笛演奏家张维良,他是苏州人,从小住在昆曲和评弹团的大院内,不仅天天受熏陶,还特意向剧团的笛师学习昆笛的演奏,所以他创作、演奏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江南风韵。
  这里,我想简要地提一下于会泳。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民族音乐理论家,又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经他手创作的“样板戏”音乐,可以说个个是经典。其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创新了传统。“样板戏”的许多剧目,如今还经常上演,其中很多唱段还经常被人演唱。经过“样板戏”时代的人爱听爱看,即便是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也十分喜欢。“样板戏”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益于于会泳深厚的民间音乐的功底,和他对传统音乐普遍规律性的研究的结果。他所著《腔词关系研究》、《民间曲调研究》(手抄本),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他在“上音”任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主任时,带领同事和学生们进行着有计划的、卓有成效的传统音乐研究。他本人更多的进行所谓“综合研究”,实际上就是我认为的对传统音乐进行“非程式性”的、普遍规律性的研究,而这些都应用在了他在“样板戏”创作的实践中。他这种研究和实践的经验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传统音乐学家们、有志于创作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曲家们,都能像他这样对传统音乐进行从个体到总体、从个别规律到共同规律的深入研究,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去(当然,音乐学本身还有对音乐的认知功能),我想,不光我们的京剧乃至戏曲发展会有光辉的前途,整个中国音乐都可能按着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音乐风范的要求去发展,于会泳的这些经验是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
  
  ①该文是根据在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颁奖典礼期间召开的“高端论坛”上的发言稿,加以整理、修改、补充而成。
  ②所谓“两张皮”是李方元先生提出的。是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互“不搭界”的。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③现在包括一些实际是研究传统音乐(学)理论的人,也往往自称是民族音乐学。这我就不知是什么心态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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