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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河南大饥荒的暴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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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09 18:49:00

 摘 要: 河南省是“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浮肿病和饿死人的情况严重,其中“豫东事件”和“信阳事件”是典型代表。饥荒和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地方各级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但有些地方政府仍然继续“极左”做法,企图掩盖真相,压制打击反映灾情的干部群众,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导致饥荒蔓延,饿死人数不断增加。河南省饥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彻底暴露及采取得力的救灾措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关键词: 河南; 大饥荒; 豫东事件; 信阳事件
  中图分类号: K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3-0061-07
  作者简介: 贾艳敏,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许 涛,从事历史学和文化交流研究。
   主持人简介: 李良玉,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一、 “豫东事件”的暴露与处理
   1958年10月,豫东地区的虞城、夏邑、永城等县因缺粮、缺柴而导致浮肿病蔓延、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1958年底和1959年初,情况恶化,冬春季节,没有粮食吃,野菜也日益减少,饥饿、死人情况遍及豫东十几个县。1959年春,虞城、夏邑几乎每天饿死上百人[1]86。
   对豫东的严重灾情,省委没有采取切实措施,仍强调工农业的跃进。10月14日,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民政厅党分组、省妇联党组根据省委的指示,联合召开了“农村人民公社生活集体化会议”,通报全省农村普遍实现了生活集体化;农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促进了工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等。27日向省委报告了会议情况:“今年的粮食留量是很宽裕的,当前不仅要求吃饱,而是要如何吃好的问题”;同时提出集体福利事业的“元帅”“卫星”标准,争取“元帅升帐”“卫星上天”。省委要求各地委迅速建立生活福利办公室,县委建立生活福利部,作为抓生活集体化的专门机构[2]。
   12月8日,省委出台了三个关于生活问题的文件(草稿):关于切实做好集体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关于劳动休息时间的规定和关于当前农村吃粮比例的规定。1959年1月13日,省委将这三个文件下发各地研究执行[3]。其中《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切实做好集体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草稿)》中第一条是“办好公共食堂,保证社员吃饱、吃好、吃热、吃省、讲究卫生,使社员感到方便满意”。第七条是:“作好卫生防疫和疾病治疗工作,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加强卫生院、医疗室、医疗站的领导,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防止疫病的传染和发生。”这说明省委一方面为配合“大跃进”的形势要求办好公共食堂,另一方面为掩盖灾情,将因饥荒而发生的浮肿病称为传染病,要求“防止疫病的传染和发生”。省委不能正视灾情,就不可能采取得力的应对措施。
   随着1959年春节的临近,豫东的情况继续恶化。1959年1月30日,省委派郭晓棠、谢青梓到开封地区的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调查食堂停伙情况。2月5日,郭晓棠、谢青梓在《关于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食堂停伙问题调查报告》中说,辛集公社从1958年12月20日,有17个食堂时停时开,大队拨给小队粮食或者群众拾的红芋、萝卜集中起来的时候就恢复,粮食、红薯吃完就停。群众靠在地里拣红芋、萝卜、刮树皮填肚子。完全没有粮食的食堂有55个,4两粮食以下的42个,4两到半斤的64个,半斤到12两的14个,12两以上的10个。全社浮肿病978人,牲畜死亡严重,有的生产队死亡64%。郭晓棠、谢青梓在报告中说,食堂停伙不是由于没有粮食吃,而是干部问题、领导问题、干群思想问题。郭晓棠、谢青梓在鹿邑的调查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鹏远陪同,县委对灾情应该是清楚的,但县委却把“挖隐藏的粮食,处理不纯干部,防止敌人破坏活动”作为解决粮荒的根本措施。特别是挖粮的措施被省委调查组认可,并建议省委开展一个以公开粮食为中心的群众运动。2月13日,省委转发了这个报告,认为公社领导干部薄弱和某些骨干不纯,是发生食堂停伙的主要原因,要求各地对干部和社员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审查清除干部中的不纯分子[4]。面对遍野的饥荒,县委、省委既没有向中央报告灾情,也没有开仓放粮,还认为农民手中有粮食而不愿意拿出来,强迫农民公开报出家中藏匿的粮食,还以政治问题、阶级问题来掩盖缺粮问题,使粮荒愈发严重。
   豫东饥荒的暴露来自于三份民间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相关部门的上书。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给毛泽东、周恩来及全体中央领导人的上书中披露:“河南省豫东虞城县、夏邑县的人民,近半年来生活不好,……人因吃的不足生病、浮肿,在虞、夏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买东西一头栽地下死的,有在田地里找野菜死的,这些情况时常发生……小孩挨饿,大人悲观,他们饿的皮包骨头”[1]85。2月25日,李富春副总理对此信作了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27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复”[1]96。
   2月22日,署名“武汉东西湖畜牧场人事组干部”给中共中央内务部的上书中说:豫东青壮年外流到武汉东西湖畜牧场投亲靠友,影响畜牧场职工的生活,畜牧场劝不走,有的走了又回来。畜牧场干部追问原因,他们说:“因社里假报成绩,争光荣,群众没饭吃。如虞城县小郭楼村,实收8万多斤粮食,但上报了30多万斤。囤底下用柴草垫上,上面放粮食。这是留下的口粮,余粮卖出去后,群众无饭吃。……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反映:在家有50天没吃过面啦,均吃萝卜、野菜。如有外来人和上级去参观时,就叫吃饭、吃好的”[1]88。豫东因饥荒人口外流的情况被反映到内务部,经中央办公厅批转河南省委。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并没有解决缺粮问题,而是派人将外流人员强制送回原籍[1]88-90,这样就堵死了灾民们逃生的出路。
   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0220部队全体官兵”给中央农业部长的上书中反映:他们于1958年冬至1959年初回家乡探亲时看到:虞城、夏邑、永城等县“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苦,人民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只发4两8钱,人民要是说吃不饱,干部就要打骂和辩论,就说他们是右派,现在人民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也不敢动,怕打”,“现在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的苦,……请你们赶快去调查,你们调查时,千万不要通知省和县,给他们来个突然的调查……”[1]91-92该上书由农业部转中共中央,这对促成3月初国务院、河南省委、开封地委联合调查组调查解决灾荒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初,国务院秘书厅派李锦堂、刘文亭、曹国瑞、武郁庆和闵昇千5人赴河南,协同河南省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虞城、夏邑、永城等饥荒严重的地区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群众来信反映情况属实。在国务院和河南省委调查组的指导下,中共开封地委于3月下旬召开党委紧急会议,制定《关于当前群众生活问题的十项紧急措施》。河南省委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发放救济粮,暂时缓和了死人和浮肿病的发生[1]86-87。
   “豫东事件”发生后,省委、县委掩盖灾情,使问题愈发严重。老百姓绕过县委、省委,直接写信给中央高层领导人,引起了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人的亲自过问下,国务院派人实地调查,了解灾情,省委、地委无法遮掩,发放了救济粮,豫东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得以暂时缓解。但这并没有触及造成饥荒的“左”倾政策,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掀起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跃进”。河南全省再次发生严重的饥荒,其中发生于1959年秋冬1960年春的“信阳事件”是典型代表,“信阳事件”是“豫东事件”的延续,同时也是河南饥荒的扩大和严重化。
   二、 “信阳事件”的发生及灾情的隐瞒
   “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的恶性事件。这是“大跃进”时期河南饥荒的集中爆发与恶性发展。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初。县委、地委、省委的隐瞒不报致使灾情加重,暴露和处理的过程历经曲折艰难,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8年秋征还未完成,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就出现缺粮现象。1959年初,信阳地区普遍发生粮荒时,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地委电话会议上也承认:“除了少数社队对社员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外,绝大多数地区生活没有得到安排。而且最近几天,全区不断出现了闹粮食问题”[5]。
   但面对全地区普遍缺粮的严峻情形,路宪文却一方面大抓生铁生产,另一方面催促粮食征购任务,批判右倾思想,继续大放卫星,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认为缺粮是假象,是思想问题,是农民不愿把粮食卖给国家。
   为了搞到粮食,地委决定在全区清查私藏粮食的小仓库。截至1月22日,全区查出小仓库的私藏粮食1亿多斤。地委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光山县“大搞思想运动,大搞群众运动”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被全区推广[5]。
   1959年春,信阳粮荒加重。地委仍然认为是思想问题,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反而掀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到处挖粮,结果把农民仅存的一点点救命粮也给挖走了。于是,饿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地委、县委不仅视而不见,而且还百般阻挠群众向中央反映灾情。1959年初,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汪桥团78个食堂有74个断粮两个多月,发生了饿死百余人的事件。家住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湾连的军人、共产党员许学富回乡探亲,看到家乡的惨状,曾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当面反映情况,遭到刘副专员和专署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3月5日和9日,许学富到县邮政局两次向周恩来总理发的加急电报却被送到了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的办公室。王汉卿大怒,说许学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捉拿许学富”。后王汉卿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3月28日,县邮政局才将电报发出去[6]。国务院收到电报后,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批示:“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3月28日,接国务院电话后,河南省人委回复说:“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1]101-102。3月31日,河南省人委办公厅将信阳地区的反馈情况第二次复电国务院秘书厅:“商城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还有意见。专区已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1]102。
   对于国务院的电话催促,省委、地委、县委竭力隐瞒或淡化商城断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甚至认为向上级反映问题是因为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4月2日,即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信阳前夕,信阳地委才写了《关于商城越美公社观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承认许学富所说基本属实,并检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征了过头粮,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害怕戴右倾帽子不敢反映缺粮实情[6]。
   4月3日,国务院调查人员到达,指示地委、县委“落实和解决粮食问题”、“保证公共食堂粮食供给,杜绝再发生死人现象”后,地委、县委才认真调查此事,承认发生了死人事件,下拨粮食[1]98。
   1959年夏收之后,缺粮问题再次暴露出来。如息县路口公社金王楼大队征购任务没完成,已经是种子粮、饲料粮都没有了,全队21个食堂都曾停伙,最长的停伙20天,最短的停伙5天[7]。光山县的许多地区也严重缺粮,但县委认为是思想问题,从思想上找原因而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为此召开了由公社党委和小队长以上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8]。
   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的情况更加恶化,饥饿遍布全区,浮肿病人迅速增加,农民大量饿死。省委、地委及各县县委对于灾荒是知情的,但没有采取救济措施,仍然是掩盖灾情。据两份档案显示省委是知情的:1959年12月2日,省委财贸书记宋致和在省委电话会议和12月26日在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都说到缺粮、人口外流、浮肿病和疫情。“省、地、县三级说吃六两、四两、半斤,一到下边就没有粮食了”。“人口外流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制止住,有些地方浮肿病、疫情没有完全扑灭”[9]。面对这种情况,宋致和认为“这些都是个别地方,不需要大惊小怪的去惊慌”[9],并不会发生像1959年春天那样的饥荒情况[10]。
   据时任信阳地区专员的张树藩回忆:“省纪委(当时叫监委)书记刘铭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路宪文在省委的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 000多封……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查处”[11]。
   地委对于反映灾情的群众进行打压,对地级干部也不例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就是因为反映了他蹲点的西平、遂平县的实际灾情并私自开仓放粮而被地委常委会作为批斗对象的,秘书余德鸿也受牵连被撤职挨批斗。张树藩还曾向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反映淮滨县饿死人的惨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地委并没有采取措施,也不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11]。
   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向路宪文写报告,反映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缺粮的事情并要求调粮21万斤。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前去调查,王秉林向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认为“王秉林也动摇了”[12]20。
   10月中旬至12月底,这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而在路宪文的讲话中看不到灾情,一方面“形势一片大好”,另一方面催促粮棉油征购任务。10月15日,路宪文在地委电话会议上说:“从信阳地区来说,目前形势很好,一个全面地、全民地、广大群众性地、轰轰烈烈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已经全面出现了”,“这个运动(指庐山会议后掀起的新的大跃进运动)中心很突出,目标很明确,口号很响亮”,“运动发展的很健康”[13]。11月5日路宪文在地委电话会议上大讲全地区的粮棉油征购情况,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征购任务完成差的县,路宪文认为“是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也是资本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地区,敌人活动最多的地区”[14]。11月19日,路宪文在九县县委书记碰头会上说:“目前我区整个革命形势很好”,“主要问题是部分地区粮棉油征购任务完成的不好”。路宪文认为,这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粮、棉、油征购工作上的表现。他表示,一定要扭转在粮、棉、油征购中的被动局面,要求各县11月份结束征购工作[15]。   12月,信阳地区已经是饿殍遍野,而路宪文在9日的地委电话会议上依然催促征购任务,并认为“信阳专区绝大多数地区收成很好,是丰收或大丰收”[16]。
   各县县委更是想方设法防止民众向外透露灾情。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12]31。
   还有官职更高的人反映信阳灾情,但也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很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光山县八里畈人(现属新县),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地方说话了”[12]29。
   三、 “信阳事件”的逐步暴露和定性处理
   1960年初,由于信阳地区饿死人太多,灾情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央高层。在盖子实在捂不住的情况下,省委于1960年3月4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安排农村群众生活的报告》,仍然说“河南形势一片大好”:从1959年10月到春节以前,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全面安排了农村群众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情况是好的。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85%已经将群众生活安排到麦收,15%也基本安排下来,只有极少数的地方安排较差。“目前整个农村生活情况是稳定的,群众生产情绪是高涨的。”[17]
   实在隐瞒不过的灾情被轻描淡写地写进了《报告》:全省农村共有28 861个生产大队,其中余粮队6 379个,9 945 000人,占22.1%,余粮5亿余斤;缺粮队有11 342个,17 685 000人,占39.3%,共缺粮23亿余斤[17]。其时已经有大批农民饿死的信阳地区,在报告中被说成是:“灾情严重的信阳地区有些食堂去冬停伙曾达半月之久,人口外流达九万余人,浮肿病二十万人,死亡二万五千余人……这种情况,在平舆、固始、潢川、正阳、息县、遂平等少数县更为严重”[17]。
   4月4日,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了灾情,但大大淡化了严重程度:“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在部分地区先后发生了浮肿病、紫疳症和其他疫病,据今年三月底统计,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症和其他疫病累计596 176人次,死亡71 658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0.85%。其中,问题严重的公社60个,占全区公社总数的31.25%;问题严重的大队1 100个,占全区大队总数的24.4%。尤其以固始县为最严重、全区现有浮肿病和其他疫病79 627人,都已全部集中,正在积极治疗”[18]。
   4月6日,省委将此报告向中央及各地、市、县委作了通报。
   3月4日省委向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信阳地区死亡25 000余人,一个月以后的4月4日,信阳地委向省委(省委报中央及各地市县委)的报告死亡71 658人,10月,“信阳事件”的盖子完全被揭开后,中央、中南局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饿死人超过100万。事实上,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情况要比省委、地委报告反映的情况严重得多。
   从当时一封群众来信也可见死人情况的严重。4月10日,署名“张自强”的转业军人给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转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这里(遂平、西平及附近的几个县)近两年来农民生活非常悲残(惨)。59年麦收以后,人民就没有吃的了,开始每个劳动力每日6两(16两为一斤的老秤)绿豆。以后2两红薯干,掺树叶和野菜吃。59年底起一点粮食也没有,完全清水煮菜。储存的野菜吃完以后,竟5、6天没有一点吃的。以后生产队想点办法,买点粮食,一两顿稀饭就没有了。断断续续延至70天之久,一直到60年3月信阳专区地委王书记亲临现场调查以后,每日每个劳动力批定为12两。这个地区动员大家节约一两,实为11两(16两为一斤的老称)”。“这个地区饿死了很多人,数目没有人进行统计过,但是地地道道的饿死了。估计附近几县决不下几万人。个别生产队、小城镇(如遂平县神狗庙镇)竟饿死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这个地区活人吃死人活生生的实事常见而不是奇闻。我亲自知道神狗庙镇镇上一个中年妇女,在饿死了丈夫以后,煮吃了自己亲生的三个将要死去的小孩,最后自己也死了。另一个女学生吃了已死去五天埋在地底下的生前的小学友,被人知道后,到处挨打,后被学校同学赶出来,最后也饿死了。是千真万确的事。”“没饿死的人,都面黄肌瘦,皮包骨头,风吹即倒,几乎失去了活动的能力。”“死的人很多,没有人埋。”[1]217-221
   该信由李德全转国务院,国务院秘书厅批转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再转信阳专署,转遂平县人委。3个月后,遂平县人委对张自强来信作了回应,写出了《关于张自强来信调查情况的报告》。报告逐条驳斥了张自强信中的内容,否认缺粮、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如神沟庙大队“每人每天两干一稀,生活调剂都很好,社员都很满意”,“通过调查访问并没有饿死人和人吃人的现象,这一点该员是完全捏造,不是真实现象”;人口死亡问题“并没有该社员反映的人口死亡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完全是歪曲真相”[1]224-226。
   由于死人太多,有更多的人冒死上书中央,信件不能从信阳地区寄出,群众就乘黑夜走野地到邻近专区属地邮寄信件。4月8日,河南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向中央监委报告了信阳饿死人的情况。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将情况汇报给了中央书记处。4月12日,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由李坚、李振海等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河南信阳调查了三个月。调查的结果是死亡70多万人。这一情况汇报给中央监委和中央组织部,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感到事情严重,向毛泽东谈了信阳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中央工作组,深入信阳作进一步调查[12]36。
   从1960年4月到10月,一方面中央调查组调查灾情,另一方面河南省委、信阳地委、各县县委继续捂盖子。
   面对中央的调查,吴芝圃仍想稳住路宪文,对他说:“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19]。
   7月20日,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屏、李立和监委书记刘铭榜等在鸡公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11]。杨蔚屏说:“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对全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组织处理。”[20]会议决定“丢车保帅”,三个县委书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点名批判,并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死刑没有被毛泽东批准)。
   9月,省委全会上,路宪文作了检查。吴芝圃却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上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腰干工作。”[20]
  9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铭榜再次来到信阳,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12]34。
   10月,中央监委的李坚带领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三人到信阳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的死亡人数是100多万。10月21日,他们写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处。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1]326。27、28日毛泽东两次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不大好形势。不大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退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12]36-37。
   毛泽东对信阳问题的定性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2]422毛泽东还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22]421。从1960年11月起,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到信阳地区帮助整社救灾,省委也组织了千余人到信阳搞整风整社,派出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等,施行全面夺权[23]534。
   12月22日,地委向省委、中央、中南局写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22]4211961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1月30日至2月12日,在陶铸和王任重的参与下,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的错误。吴芝圃作了几次检讨后,调离河南,后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
   1960年4月起,历时八九个月,“信阳事件”的盖子才被完全揭开了。在揭盖子的过程中,只有省委主要领导得以保全,地委、县委干部大都受到沉重打击。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被判刑三年,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两个。逮捕的县级干部有12名,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被判死刑(毛泽东说我还没杀过县委书记,改为死缓吧)。在之后的整风整社和民主补课干部特训过程中,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被集中起来进行特训和民主补课。
   “大跃进”运动导致的大饥荒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沉重的一页。河南省作为重灾区,饥荒发生早,持续时间长,浮肿病和饿死人严重。更为惨痛的是,百万人被活活饿死的灾情发生时,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及大队、生产队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干部不仅没有将情况及时向上级反映,而且还打压干部群众的言行,阻挠灾情的外露。当灾情辗转反映到中央时,地方各级主要干部对饥荒实情或极力否认或轻描淡写。中央监委甚至中共中央派人前往调查时,省委、地委、县委主要领导还在撒谎掩盖真相。当真相无法掩盖时,省委主要领导又设法推脱责任于基层干部,以求自保。中央对灾情的定性和责任人的处理也不尽合理,这就为之后的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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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发给各地研究执行省委几个文件(草稿)的通知[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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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宋致和同志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4-128.
  [10] 省委宋书记在地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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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路书记在地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1月5日)[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4-86
  [15] 路宪文同志在九县县委书记碰头会议上的总结[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4-86.
  [16] 路宪文同志在地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9日)[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4-129.
  [17] 关于安排农村群众生活的报告[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6-202.
  [18] 信阳地委关于发生浮肿病、紫疳症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G].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馆藏,1-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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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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