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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利益均衡的农产品市场秩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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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12 18:44:00

  一、三维利益:农产品市场秩序的本质解读
  市场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通常体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等①。实际上,任何商品或资源的关系,本质上都可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种物与物的关系,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以不同的内容、方式和形式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显露与展现。
  1. 市场秩序与利益的界定和实现
  秩序,《辞海》中的解释是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之意。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教授则认为:“秩序是指符合可识别模式的重复事件或行为,它使人们相信,他们可以依赖的未来行为模式完全能被合理地预见到。如果世界是有序的,复杂性从而知识问题就会被减弱,而各种经济主体也更能够专业化。制度有助于促进秩序的形成。”② 可见,规则是秩序的基础,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秩序可以理解为制度秩序,其本质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益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人们判断一种秩序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在于:该秩序下的利益格局是否合意。
  市场秩序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市场秩序反映的不是单纯的物物交换,而是通过考察市场活动中市场主体的群体行为模式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
  意志的交换。首先,利益内涵界定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利益是能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事物,市场的形成并非人之设计的结果,而是人们之活实践的结果,人的任何行为都与利益相关,人们为了获得利益,需首先让渡利益而获取自己需求的利益,不同利益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博弈形成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又会反作用于利益主体的交易行为,二者具有互动关系。其次,正当利益须在合意的市场秩序中实现。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得到显现,“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我们突破生产可能性边际,但它不必然地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分配产出”③,因此,市场为交易者提供交易场所,但不必然导致合意的市场秩序,非合意的市场秩序会产生失衡的利益关系或者说扭曲交易者的行为,利益可持续均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民权益保护与新农村社区发展基本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7BFX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新农村社区发展研究”(项目编号:NCET-10-0400)的阶段性成果。
  衡是合意市场秩序的重要内容。
  2. 农产品市场秩序中的利益联结
  通常所指农产品主要是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我国农产品市场由于农产品自身特质和传统农产品市场现状,除市场与政府、市场与企业、市场与习俗的传统市场边界外,还应内含市场与生态④。我国农产品市场具有生物性、基础性、生态性和非完善市场性等特质,其中农产品的生物性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的生物性,非完善市场性是由农产品市场主体的非市场性和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及其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市场秩序是不同利益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一种博弈状态,市场既是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场,又是利益的联结集,笔者认为,农产品市场秩序中的利益格局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独特个性,对于农产品市场秩序的研究应实现从传统市场与政府的二元范式向市场—政府—生态的三元动态视野转变,市场利益、政府利益 ⑤ 和生态利益⑥ 的三元利益格局已经成为影响农产品市场秩序的核心利益要素,其中,市场利益是农产品市场秩序的基础利益相关体,政府利益和生态利益是农产品市场秩序的支撑利益相关体。市场利益主要表现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其中市场中买方与卖方的经济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表示。政府利益实质是政府作为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在利益博弈关系中得到的实际好处,含有公益和私利成分,公益部分主要受众群为社会大众,私利部分则为政府机构及其人员,农产品市场秩序构建应扬公益避私利,防止由于作为政府利益源的权力资本化所导致的私利侵占公益。生态利益具有主客体融合性、公共性、不特定性和生物性,其他生态物种同样具有享受生态利益的权利,文中暂以社会公众作为生态利益的受众群。农产品市场秩序的三个核心利益要素是点面结合的立体联结维度,在现实市场中,既有三维利益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又有利益各节点之间的交集和博弈。
  3. 农产品市场秩序中的利益发展
  市场秩序伴随着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断发展,农产品市场转型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整,市场利益被政府私利侵占,生态利益不断凸显,并影响到利益重整秩序。首先,市场利益作为农产品市场交换的原动力,占据着利益重整的基础性地位。斯密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来自于利己心,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从事各种劳动,通过交换彼此发生联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通过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调节,促使利己的、彼此陌生的人们产生主观无意识的合作,共同增进社会的财富⑦。其次,政府利益中夹杂着私利并对其他相关利益形成侵占。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干预表现出政府私利与市场利益的冲突,由于政府权力相对于市场利益主体具有强势地位,在缺乏相应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私利膨胀必然侵占市场经济利益。最后,生态利益对农产品市场经济利益形成反制。人是双重性的存在物,既生活在社会中,也生活在自然中,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外在环境,人类社会是自我生存的空间逐步向自然界扩展生存环境与索求生活和生产资源的,这种扩展与索求是同自然界的萎缩与自然力的衰退呈相反方向发展的,市场机制所支配的一切行动和形成这种行为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与制度规则应为自然界的恶化、市场社会同自然界的关系的恶化负责。
  二、利益均衡:农产品市场秩序的理性重构
  农产品市场秩序的演变实质上是各相关利益者之间利益博弈或行为协作的过程,各个利益相关者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投入到制度变革系统中,通过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形成对农业资源及其“附属品”的再分配和利益格局的重塑。
  1. 农产品市场秩序的基本取向
  秩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其实就是价值选择及其排列组合的过程,人们对社会价值的不同追求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秩序,笔者认为农产品市场秩序重构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普适性价值追求基础上,应将“安全、效率、公平、和谐”作为基本取向。
  安全是由生命延伸而得的人的基本要求与权力,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维持下去⑧。农产品市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市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安全对于农产品市场秩序具有价值导向性作用。效率与公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更是农产品市场秩序的基本取向。效率与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对辩证统一体,市场效率的最大化依赖于市场的平等交易地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是由一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客体的特殊自然特性和交换主体的特殊自然需要,构成了市场主体平等关系的客观基础。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公平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是指效率较高的市场主体应当比效率较低的市场主体获得更大的收益。农产品市场秩序构建应更为注重实质公平,并特别关注利益博弈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和普通终端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谐在中国古文化中倡导“和而不同”以及事物的对立统一,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当前,传统价值准则只是局限于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将自然秩序保护纳入价值范畴,这容易使人们在对未来已稀少的自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获得私利的同时,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将和谐作为基本取向纳入农产品市场秩序的价值追求至关重要。
  2. 农产品市场秩序的核心构成
  经济秩序是一种以自由的平等竞争为本质特征的秩序,是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准则或行为规范⑨,根据农产品市场利益关系现状,市场公正、市场机制和合意规则是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内涵。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秩序仍带有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二元治理结构和乡土社会的烙印,正是这些秩序土壤一定程度导致了农产品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平等交易关系,农户和普通终端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市场中间交易体不够规范等因素致使市场竞争关系难以达致实质公正,价格机制在现实条件下难以真实反映市场信息,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彼得·提莫认为,价格的重要不仅仅是刺激短期生产,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农业经济中所有决策者对农业部门的未来利润和投资环境作出预期的一个条件⑩。合意规则是经济秩序实现的保障,通过市场合意规则的构建促进交易秩序公正。
  干预秩序是通过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达到对因私利支配干预行为的控制。政府利益关系虽然不属于直接的农产品市场利益关系范畴,但政府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竞争行为必然影响市场利益关系均衡。世界银行曾有一项关于农业政策的长期研究表明“以适合的宏观经济和部门政策为基础的有利的价格刺激对生产起关键作用。自然资源的质量以及技术、制度、政治以及人力和实物投资的质量决定了农民调动土地和劳动力的能力,这也是促进增长的两个最主要因素。”{11} 政府干预合法、干预行为正当、干预效果评估、干预责任承受共同构成干预秩序的主要内容,干预秩序主要体现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
  生态秩序是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稳定而有序的状态,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自然生态系统属于农业本体系统,或是基础支撑系统,它是由包括土地、水和气候等在内的自然资源及其各种生物要素组成的。“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已经开始全球相互作用,人与生物圈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愈加突出的时代,只有依靠法律维护好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才能稳定人与人的社会秩序。”{12} 农产品市场准入、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共同构成生态秩序的主要内容,农产品市场准入是生态利益与市场利益在市场机制中的重要联结点和互动点。
  3. 三维秩序结构的可持续均衡
  从理论上来说,市场通常自发地趋向于某个均衡状态,而一旦到达某个均衡状态,理性的参与者将没有积极性改变已经达到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对于每一个参与主体来说都是“局部最优”的,均衡状态会是市场活动的趋势和方向。但是,一切均衡又是相对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原有均衡格局的打破,新的制度与政策会使市场向着更好的某个新的均衡状态发展。随着农产品市场发展,原有农产品市场秩序逐渐被打破,市场、政府和生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在发生变化,市场利益主体地位在凸显,政府干预市场的根本目的也在逐渐产生变化。第一,社会公共利益是农产品市场秩序的可持续均衡点。农产品市场秩序重构需要政府干预市场的目标变化,人们选择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通过政府干预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只是社会个体主体的一种手段,而最终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才是社会个体主体选择政府干预的目的。第二,农产品市场秩序内部形成三维互动的动态结构模型。农产品市场的三维秩序关系具有实现层级与共融性的,各秩序内部体系的有效运行是秩序之间良性互动基础,否则就会形成秩序对接的错位和目标指向的偏差,造成新的秩序混乱。政府干预秩序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要以政府干预秩序取代市场经济秩序,而是旨在形成保证市场经济秩序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外在秩序,政府干预能否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化解因市场机制异常或失常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的整体失衡是政府干预秩序效果的体现。生态秩序依赖于政府干预,并最终通过在市场经济秩序中实现,同时又会对二者产生反作用力。第三,农产品市场法治环境是三维秩序结构均衡的保障。法律由于其特有的调节机制和强制力,同秩序的联系最为密切,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讲,本身就是为了建立或维护某种秩序而出现的。农产品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关注主客体的立体利益诉求,主要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政府经济行为法律制度和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
  三、发展民主:农产品市场秩序的制度实践
  创建市场秩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制度创新、组织改善和环境优化实现利益整合的过程。发展的民主理念、科学的制度安排、有效的组织创新与和谐的运行环境共同完成了农产品市场中权利与义务的最优配置,以及利益结构的公正整合与持续均衡。
  1. 农产品市场三维秩序的运行机理
  经济的自由化与政治的民主化相伴随。在农产品三维秩序运行过程中,秩序之间和秩序内部始终会处于彼此竞争关系,各利益主体博弈之间的强弱分界也是动态发展的。第一,农产品三维秩序运行需要民主理念。农产品市场的现代转型需要政府干预,对于干预的选择是取决于经济力量、生态力量,还是政治力量,在现实条件下,以社会经济力量的强弱和生态利益主体的呼唤作为影响政府干预内容选择的主要因素,不可能使政府干预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地联系在一起,要保证政府干预的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至关重要。第二,发展民主充分契合了三维市场秩序的结构特质。民主是目前最好的社会治理形式,是一定社会追求的一种价值,也是一定社会价值体系的体现,民主与权利是紧密相连的。农产品市场三维秩序运行具有秩序层级性、动态性和立体性,发展民主契合了农产品市场运行的需求,其以存量民主为基础,充分关注动态发展中的民主,是在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有机整合的基础上侧重主客体民主的共融,其内涵为人之于社会的民主,既包括共时的民主,还包括历时的民主。第三,利益机制促发展民主实践。利益机制是发展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问题,特别是市场博弈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至关重要,如果说一个群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取决于利益表达的力度和有效性的话,那么国家对一个群体权益保护的力度和准确性则取决于其利益表达机制架构的科学性和运行的有效性。利益协调机制的核心和实质是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合理定位,其直接目标应是通过利益协调缓解农产品市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利益保障机制是针对农产品市场各利益主体的权益保障,主要包括依法保障、受害保护、受损补偿、责任追究等。
  2. 农产品市场三维秩序的制度保障
  农产品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着力于解决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易关系,其中促进农村集约化经营是改善农户弱势地位的重要方面,农村集约经营促进法成为必要。农村集约经营促进法的核心就是农地生产资料的流转问题,只有农地的集约化才有农产品经营的集约化,笔者认为当前农地流转应以农村集体经济为方向,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对我国乡村自然和历史差异的有效承认;其二是联结村民的经济和社会纽带;其三是形成农民权益保护的最后屏障{13};其四是现有法律与实践基础。流转的主体和形式可以多样,可以是对农地生产资料具有发包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没有发包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如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农产品市场主体法律制度还包括对现有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如尽快出台《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相关配套措施,切实提升农民参与市场交易的组织化程度。
  政府经济行为法律制度着力解决政府干预合法、干预行为正当、干预效果评估、干预责任承受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政府经济行为包括一般性政府经济行为和针对特别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此处阐述仅涉及农产品市场具体干预行为法律制度。首先是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授权与规范。政府干预农业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现象,我国《农业法》等相关法律为政府干预农业提供了法律基础,但由于过于原则和宽泛致使过度干预和干预不足等问题频现,政府干预行为应是科学、适度、有序的。其次,就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具体行为而言,应区分经常性干预和危机性干预,干预的主要实施形式包括基础设施、信息、市场建设、公共政策等方面。根据WTO规定及《农业协定》,“绿箱政策”是针对农业补贴的不可诉条款,政府应充分发挥制度空间,提升农业补贴的效率和效果。农产品有效市场信息平台是解决农产品市场不对称的重要手段,有效市场信息的发布、传递、识别、调控和预警是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的重要内容。最后是效果评价和责任承受。由于政府经济行为效果具有长期性和社会性,行为效果的后续跟踪与评价极为重要,效果评价制度化和公开化,也是能否实施责任承受的关键要素。
  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是连接市场和自然的现实要件,着力于农产品市场准入、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三个方面的问题,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可能会涉及市场主体和政府经济行为等方面,为了论述的完整和统一性在此一并阐述。农产品市场准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主体方面,即政府制定各种制度和规范对公民或法人进入农产品市场并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条件和程序进行规制;二是针对农产品而言,制定农产品生产的各种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并对进入农产品市场的农产品进行质量检测。我国各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基本都实行了区域性市场准入制度,可根据各地区标准的实行情况制定全国统一标准。我国农业部已制定的《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要加强农业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防治农业环境污染,但在实际执行力度和效果方面仍显不够。农产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长期和隐形的,可能形成由量到质的变化,应建立农业生态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尽量减少或避免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促进农产品市场稳定。同时,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的执法监督和公益团体诉讼,进一步明确农业生态环境责任承受主体和承受形式。
  3. 农产品市场三维秩序的环境维护
  秩序的重新构建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而是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行动而达到的,这个追求的过程必须与人之所生存的秩序土壤相适应。农产品市场转型是一个社会工程,不仅包含优化制度安排、完善利益结构的要求,还包含更新价值观念、调整思想意识和修正道德判断的需求,实现从传统乡土熟人文化向现代市场经济文化转变。我国农产品市场受传统农业文化影响深远,自身的“闭固性风格”在社会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冲突,实现从传统乡土熟人文化向现代市场文化转变,对于促进农产品市场秩序运行尤为重要。其一,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文化断裂不符合农产品市场发展要求,通过农产品市场的现实载体,如农产品市场组织化的提升和农村社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农村文化传承内涵。其二,农村文化教育的优化。就农产品市场转型而言,应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社会教育机制,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农村文化教育结构完善,从初级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道德素质教育等,形成完整的农村文化教育体系。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熟人信用”在长期的农业经济中发挥着自身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以“陌生人信用”为基础,这必然产生了文化间的不适和冲突,因此,如何将熟人信用与现代信用体系融合是促进农产品市场秩序运行的重要内容,当前的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农产品市场秩序重构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是一个设计与实践相结合、强制与诱导相协调、借鉴与创新相兼顾、传统与现实相统一、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相协同、渐变与突变相补充的改良过程。农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产品市场更不是一个隔离和孤立的市场,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市场失序问题的解决不应仅仅停留于单一市场本身,还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其他要素市场形成完整的统一。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页。
  ②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2页。
  ③ P. Samuleson, Economics, 12ed, Mccraw-Hill, Inc,1985, p.49.
  ④ 吴萌、高玉林:《市场概念的研究》,《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⑤ 赵科天:《论“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辩证协调》,《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⑥ 黄云等:《生态整体主义伦理下法律转向之探析》,《求索》2011年第7期。
  ⑦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27页。
  ⑧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⑨ 吴越:《经济宪法学导论——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⑩ C. Peter Timmer,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in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Pub-
  lishers, 1988, pp.275-380.
  {11} Uma Lele, Agricultural Growth, Domestic Policies,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Assistance to Africa: Lessons of a Quarter Century, MADIA Discussion Paper 1, World Bank, 1989.
  {12}陈泉生、张梓太:《宪法与行政法的生态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13} 李长健、伍文辉:《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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