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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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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12 18:45:00

  一、晚清乡村政权的式微与民国政党下乡的失败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奉行“皇权止于县”,国家通过地方士绅实现对广大乡村的治理。晚清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重炮入侵,我国的城乡社会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迹象。农村社会贫困化加剧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绅集团日渐分化乃至消失,加之外来势力和本土势力长期持续地冲突和斗争,使国家政治权力的乡村社会基础日益丧失。基于国家出现的日益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晚清政权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推动了“新政”。“新政”在政治方面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其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央实行官制改革、预备立宪,在地方实行官治和多级地方自治并行,在将国家行政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同时,又力图在地方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权组织系统。总的来看,慈禧在“新政”名义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新政”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赔款、练兵、新政所需的巨额“筹款”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助长了反体制的革命声浪,削弱了清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
  晚清时期,政府利用乡村权威力量对县以下区域进行统治。这些乡村权威被学者称为“经纪人”,他们是政府行为的代言人,其主要职能是征收赋税。由于政府不支付其薪水,“经纪人”便利用官方名义通过摊派、罚款等方式获得额外收入。这种体制被学者称为“赢利型经纪”。“赢利型经纪人”以聚敛财富为目标,与早期一些经济实力雄厚、道德水平较高、以捞取政治资本为主要目标的“保护型经纪人”形成区别。随着各级政权对农村盘剥的加重,乡村社会不堪重负,“保护型经纪”渐趋于瓦解,“赢利型经纪”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进而控制了乡村政治。“赢利型经纪人”惯于钻营,强取豪夺,鱼肉百姓,以公谋私,被称为土豪恶霸。这种“经纪”现象造成了乡村政治及文化的危机。①
  国民党建党之初,国家体制权威处于碎裂化状态。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权,极力向农村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力图按照现代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农村政权,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针对当时国民党机器软弱无力、党组织松弛涣散的状况,决定今后要着重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蒋介石曾指示,不仅省县级必须普遍设置党部,而且县以下所属的每一区都必须设置一个区级党部,每一个乡镇也必须设置一个区分部,即使小到每一保甲都必须成立一个党小组。为了改变一直以来头重脚轻的组织结构状况,蒋介石在推行“新县制”的同时,要求县以下的党部机构要与行政机构相辅为用。蒋介石设想,“若全国保甲内之小组能普遍成立,则中央一切政令,可以直达下层民众,党政关系自可收表里一致之效。”② 蒋介石还特别要求基层的党部要选拔和介绍各保甲长加入国民党。他说:“惟有保甲长都是本党忠实的党员,革命力量才有确实的基础;唯有本党党员踊跃参加保甲,我们才能够真正实行三民主义。”鉴于“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缺馅,蒋介石一再强调要让国民党向县以下的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建设虽然在形式上使其权力向基层延伸,增加了对民众的控制,但由于长期以来积累的组织功能障碍和内在弊端,国民党不仅未能藉此展示出自身力量的强健和壮大,相反组织的涣散随着组织的扩充而同步增长。
  总之,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治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国家政权通过强制力实现了在乡村社会的渗透和下沉;另一方面,“赢利型经纪”行为使村庄政治日益恶化进而动摇了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由此,国家政权陷入一种有扩张而无发展的“内卷化”漩涡之中。③
  二、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成长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国民党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结果为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农民是主要的生产阶级,乡村社会资源丰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内外困扰,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将革命要求最强烈、革命意志最坚定的农民作为团结对象和依靠力量。在实践中,共产党通过独有的组织方法和政治力量,将分散的农民尤其是广大半自耕农、贫农和雇农吸纳、组织到政党体系中,在农村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使乡村社会逐渐建立了共产党权威。
  (一)共产党的乡村组织建设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主要是在城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退入农村,开始吸收先进农民为党员。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党发展了许多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农民为党员。党的组织在这个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党支部建立在农村,并赢得了乡村社会与群众的信任。除此之外,党还建立了村级群众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如团支部、妇联、民兵连、互济会、消费合作社等,将更多乡村群众纳入到政权组织中来。那一时期,基本每家每户都有共青团员、妇联成员、民兵等。这些组织在党支部和上级群众组织的领导下对所属农民群体进行全面组织,协助了党在农村的革命和建设工作。
  (二)共产党的乡村政治动员
  面对一个传统、分散、落后的乡村,共产党要实现革命与改造的成功,实现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仅仅依靠党支部以及党员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解放之初,农村有很多地方并无党组织和党员,这就需要党在农村把农民动员起来,支持党在农村的工作。因此,党的各级基层组织在广大农村进行着不拘一格的政治动员,激励群众参与政治革命和乡村建设的热情。许多被群众乐于接受的动员方式,成为开展各项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政治动员常以开会的方式进行,在村里召开的会议多种多样,如农代会、青代会、妇代会等各系统会议,贫农会议、中农会议、富农会议等各阶级会议,“座谈会”、“茶话会”、“诉苦会”等各形式会议。这些会议为传达党的政策、号召和开展各项工作开辟了良好的场所和途径。
  (三)共产党的乡村革命与改造
  1. 土地革命时期。对于传统性较强的乡村社会来说,土地是一切经济来源的根基。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党需要运用适宜的土地政策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不失时机地进行土地革命,适时适度地改造中国农村旧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实现了农民群众几千年来获得土地的殷切愿望,将乡村社会顺利地整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的主题不在于土地,而在于旧政权的摧毁和新政权的重建。土地改革打破了土地资源被传统的农村精英所垄断的经济体制,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使广大农民认同、相信了共产党,确立了共产党的信仰,重塑了中国乡村社会。
  2.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村民之间的土地租佃、土地买卖等情况陆续出现。这种必将导致“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必须制止的,它偏离了党的“实现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同时,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工业化需要的原始积累则需要从农村汲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主要措施就是组织农民,实行集体化,即将土地的支配权由分散的农民个人手中转移到集体组织手中。在这个时期,国家通过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国家权力空前深入地介入农村,党的组织开始从乡向村庄延伸。“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分散农民的组织化。
  人民公社是经济、政治、社会、政党多重功能合一的组织体制,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功能。这一时期,党的组织不断下沉。公社设立党委,党委对全公社的各项事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大队设立党支部,党支部隶属于公社党委;生产小队设立党小组,党小组隶属于党支部。党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高度重合,权力集中于党的书记,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行政管理机构并无实权。通过建立这种系统的垂直性的乡村组织特别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党组织,排斥和抑制其他非正式权力的存在,形成了乡村资源由下向上集中、党政权力自上而下铺陈的政治系统。
  在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满足了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从农村社会提取资源的要求,然而,由于过分依赖政治权力与政治运动且缺乏有效监督、过分强调“整齐划一”而长期忽视和剥夺农民的发言权、过度边缘化乡村群众而压抑其生产积极性等原因,人民公社体制逐渐僵化,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不断涌现,农村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政党政治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实践
  在民主的政治结构中,政党是民主政治运转的齿轮,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英国剑桥大学欧内斯特·巴克(E. Buck)教授曾形象地评价,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政党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④ 政党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外来事物,但中国共产党给乡村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经历了从“城市包围农村”向“农村包围城市”转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实践,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乡村、农民在现代化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的战略也深受“后革命”意识的影响,在建设时期仍将农村社会的一切资源掌握在党的手里,对乡村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在党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了党强村弱的局面。
  这种局面是政党在农村执政能力弱化的外在表现,其中隐含着政党和乡村社会关系的紧张。一些地方党组织背离当地实际和农民意愿,以上级指示和领导意志压人,甚至不惜侵害农民利益;一些地方干部任用脱离民意,用人风气败坏直接导致民怨。因此,党在广大乡村群众心目中的政治威信下降,农村党支部越来越受到村民的质疑,农民群众对乡镇党委的政策宣传等反应冷漠甚至排斥。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的条件下,我国乡村社会一系列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共产党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呈现出紧张的态势。集中体现在:
  一是乡镇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干群矛盾。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中,乡镇干部深陷于对上负责和维护农民利益的两难境地。某些乡镇干部以简单生硬、粗暴命令的方式对农民施加压力,而一旦面对民主意识与行动能力显著提高的农民群体,则常会造成诸如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等严重的不良后果。党员干部与农民的矛盾冲突即是执政党与社会关系紧张的缩影。
  二是乡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党群矛盾。在目前党的执政方式中,乡镇政府是国家政权的最低层级。农民群众对国家的不满情绪首先指向乡镇政府,从而加剧了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乡村权力结构是以党委为核心,党政高度一体化和政治、经济、行政、社会权力高度集中的塔式权力结构,村党组织在村级组织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乡村社会的权力中心,因此,政府职能运行中与农民利益的冲突都直接表现为农民群众与乡村基层党委的矛盾。
  三是村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两大村级组织。村党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代表国家和上级意志,村民委员会以民主的名义体现着社会的自主要求。由于村两委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职责权限缺乏合理界定和划分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村两委的分离乃至对峙。⑤
  四、政党在乡: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相互盈缩前瞻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村实行了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而揭开了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为了建立适应经济体制变动的新的治理机制,国家逐渐开始放权于乡村社会,从原有的政社合一、高度行政化的人民公社制度转变为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乡政村治”模式。国家在尊重村民自治现实和愿望的基础上以民主的方式重新构建乡村秩序,实质上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权力相互盈缩的结果。
  为了快速完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重任,国家需要更多的乡村资源,于是乡镇被赋予了更大、更强的职权。应该说,在中国村级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始终表现出很强的主动性。然而,村庄利益来源日趋多样化以及政府自身约束力减弱,使少数基层政府完全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人”,“服务性”功能降低,“掠夺性”现象凸显。伴随着乡村群众对土地和国家依赖度的减弱,乡村权力组织往往政令难达,乡村社会管理出现“末端失灵”,乡村社会秩序出现危机。在乡村社会与基层政府权力的此消彼长中,乡村群众开始自发参与乡村政治制度的重建与创新,农民重组、“村政”重构,村民委员会组织也应运而生。在国家力量的认可和推动下,“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很快成为我国乡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乡村蕴藏了中国最丰富的人口和地域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和长期执政的根基所在,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农村这块最重要的阵地。“对于身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乡村社会来说,政党的引导与整合对其良性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整合的内在机制就是乡村自主发展过程中所孕育的‘自生秩序’有机地与国家秩序形成衔接,政党无疑是实现这种衔接的重要黏合力量。”⑥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的革命与改造历程表明,对农村的治理并不意味着党对农村的全面控制。农村历来是一个自治性较强的社会空间,政党的过度管制反而易激化乡村社会的矛盾,甚至使政府的行政受到抵制。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公民意识正在迅速觉醒。尽管农民群众民主意识千差万别,地域差异比较明显,但乡村社会民主化的道路却会一直延伸。⑦ 在现代乡村社会,基层党组织应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控制资源的做法,切实通过社会、市场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基层党组织行政化的倾向,让乡村群众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权。同时,应广泛吸纳“乡土精英”壮大党在农村的力量,依靠“新乡绅”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下乡”行动已取得了很大成功,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变“政党下乡”为“政党在乡”。所谓“政党在乡”,既是指党在农村社会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又是指党真正能够代表农民利益,赢得农民支持,成为农民心目中最可以信赖的力量。
  在我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全面发展、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历史新阶段。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和现实挑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乡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正确把握民意,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融入、整合、凝聚和领导乡村社会力量,调整管理乡村的政策和策略,维护社会稳定与实现国家发展。
  注释:
  ① 李成军:《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② 王奇生:《战时国民党党员与基层党组织》,《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
  ③ 王奇生:《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
  ④ 丁建军:《试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人大研究》2003年第9期。
  ⑤ 赵守飞:《农村社区“两委”关系冲突原因分析——基于一般合约范式》,《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⑥ 张艳娥:《嵌入式整合:执政党引导乡村社会自治良性发展的整合机制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⑦ 黄辉祥 :《“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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