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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共同进行图书虫害调研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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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16 23:37:00

 [摘 要]通过对往事的回忆,阐述了文献保护的重要性和相关项目的具体做法,以期为图书馆界的文献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图书馆;虫害;防治
  [中图分类号]G253.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2-0090-03
  
  在图书馆界,重视文献使用而忽视保护的倾向普遍存在,文献资料的虫害与日俱增。这个严峻的现实已越来越使图书馆档案工作者感到不安并引起高度关注。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广西位于北纬21°~26°,全区纬度低,大部分属亚热带气候区,全年高温、潮湿、多雨,冬季不明显,是我国虫害较严重的省(区)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藏书常受虫蛀,有的书残缺不全,甚至报废。图书馆也曾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如上世纪60、70年代进行过两次杀虫,请有关部门用催泪性杀虫剂氯化苦(CCI3NO2)熏蒸。这种化学防治法虽杀虫力强见效快,但对人有剧毒,若有残留,会污染环境和腐蚀金属,造成不良后果。此外,还进行过传统的曝书、人工翻扫及用樟脑卫生球等预防工作,但效果都不理想。这是图书馆界伤脑筋的老大难问题。当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鉴于此,1988年,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研究组的李景仁等同志主动来南宁与我馆联系,建议两馆联合组成课题组,我馆立即赞同,并组成了由笔者与李景仁为负责人的专门小组,建立了“广西图书虫害调查与防治研究”课题组,拉开了图书保护研究的序幕。
  李景仁同志是研究图书、档案方面的专家,他原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后调到北京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专门从事图书保护研究。他为人朴实热情,无专家架子,笔者很快与他成了合作伙伴和好朋友。课题结束后,他特地给笔者送了一部他参与编著的《档案图书害虫及其防治》专著。其后,笔者到北京开会或出差,都抽空去北图探望这位老朋友,这是后话。
  课题组历时3年多(1988—1991年),在各级领导、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完成了一系列的调研任务,并于1991年9月通过专家鉴定。调研的成果主要是:
  (1)课题组在全区不同地理条件与气候环境的六个地区(南宁地区、桂林地区、梧州地区、玉林地区、钦州地区、百色地区)14个图书馆(我馆、广西社科院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广西师大图书馆、平乐县图书馆、梧州市图书馆、贺县图书馆、容县图书馆、玉林市图书馆、合浦县图书馆、北海市图书馆、百色市图书馆、靖西县图书馆、田阳县图书馆)进行为期一年的危害图书的虫种与虫害状况调查。时间选在春季(5~6月)和秋季(10月)害虫活动时期。共查出广西全区图书害虫32种,并已鉴定出科名,其中常在图书上发现的有6种,它们是:毛衣鱼、书窃蠹、书虱、烟草甲、白蚁和花斑皮蠹。在所调查的14个图书馆中,有13个馆的书内发现有毛衣鱼;11个馆的书内发现有书窃蠹;10个馆的书内发现有书虱;9个馆的书内发现有烟草甲;白蚁和花斑皮蠹在各馆的书内则是偶然性害虫。这些发现不但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也明确了上述6种昆虫为广西图书虫害的重点防治对象。
  (2)基本摸清虫情。课题组为了揭示广西不同环境的书库受害情况,将图书受害程度分为五级:无损、轻损、较轻、较重、严重报废。调查广西区图书馆、广西社科院图书馆等12个馆的古籍善本、拓片、建国前旧书、外文书,发现12个馆均有虫损图书的情况。遭虫损的图书占抽查总数的81%,其中严重虫损的图书占22%,基本报废的占2.6%,较重虫损的占24%。贺县(现为贺州市)图书馆的古籍密度最高,蛀虫数量达90条/册,实令人触目惊心。
  (3)我馆于1989年夏进行过大批量古籍冷冻杀虫,第一批在6月3日至11日,第二批在7月19日至25日,杀虫地点选择在南宁市肉联厂冷冻车间第一冷库,冷库体积约1 500立方米,冷库温度为-18℃~-20℃。方法是将每包约80至100册的古籍先用牛皮纸包好,外面再包一层塑料布,堆放在冷库格架上,进行密闭冷冻6~8天,过3天后再入库开包取出。结果证明,冷冻杀虫效果很好,成虫、幼虫全部被杀死,杀虫过程不污染环境,无毒害,安全可靠,且经济简便,成本低廉,平均每册耗资仅0.01元左右。此法可在图书馆界大力推广应用(该文曾在《图书馆界》1991年第1期发表)。
  关于低温防治图书害虫的问题,有必要多说几句。低温杀虫是根据害虫的生活习性,将害虫置于低温或亚致死低温环境中,是一种现代杀虫技术。在国外早已应用,在国内将冷冻杀虫应用于图书保护是北京图书馆图书保护研究组与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协作完成的,于1986年通过专家鉴定,1987年被国家档案局评为部级科技成果三等奖。
  1991年,我馆建成了进行冷冻杀虫的10立方米容积的冷库,分期分批对馆藏文献进行了冷冻杀虫处理,有效地保护了古籍。但后来因该冷库利用率不高而耗电量又大,数年后便被拆掉了。
  (4)在调查、试验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以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图书害虫综合防治方案”,分为图书害虫的调查、图书害虫的预防、图书害虫的杀灭、防治经费、防治目标五章内容。第一章图书害虫的调查,要求一年抽检一次,5年普检一次,调查点采用对角线或十字交叉法选定,查有无害虫、虫道、虫尸或虫屎粪;第二章图书害虫的预防,要求从库址、建筑、库内外清洁卫生、图书入库、控制温湿度、定期消毒、投放防虫剂、古籍函套等多方面防虫;第三章图书害虫的杀灭,强调采用低温冷冻技术杀虫;第四章图书害虫防治经费,要求各图书馆用于防治蛀虫的经费不能少于该馆全年事业费的1%;第五章图书害虫防治目标,要求在1995年以前要将善本的虫害基本消灭,2000年以前要将古籍的虫害基本消灭,普通图书平均虫口密度要降到0.001条/册。
  调研结束后,我们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图书馆学通讯》(现《中国图书馆学学报》前身)1989年第一期发表了《广西图书虫害调研报告》,引起了国内文化界、图书馆界和新闻界的关注。《人民日报》曾于1989年12月28日和1990年6月27日两次引用调查数据,并呼吁加强图书保护工作。
  由文化部图书馆司、北京图书馆、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广西农科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化工研究所、广西文化厅的有关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给予该课题颇高的评价,认为“本课题是一项虫害管理的系统工程软课题研究。选题正确,针对性强,计划设计周密,面向实际,数据可靠,填补了我国图书虫害调查与综合防治的空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图书害虫防治的指导方针、方法、措施和目标,为推广现代虫害防治技术、减少虫害、保护图书具有重要作用。对全国图书虫害的防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同时也充实了图书保护与城市昆虫学的理论,为图书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该课题结束后,我馆又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进行“广西图书主要害虫生活史及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广西文化厅将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并被自治区区科委列入1991年科研项目,下达了科研经费。该课题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措施的对比试验,找出广西主要害虫综合防治的最佳方案。具体地说,是进行化学防治对比试验,采用熏蒸等方法,以无机杀虫剂、有机杀虫剂和植物杀虫剂等对图书害虫进行防治效果的对比试验,筛选出最佳配方;进行物理防治对比试验研究,采用低温冷冻杀虫、钴-60-γ射线辐射杀虫、微波杀虫、充氮杀虫等方法进行对比试验,确定最佳方法;搞好保管技术防治工作,包括清洁卫生防虫、库房建筑防虫、库房消毒及书刊消毒、防腐方法、驱虫剂防治、人工捕杀以及书库温湿度控制等,以提高防治效果。我们将在我馆或基层馆进行小规模对比试验,力争在1993年取得成果:找出经济、安全、有效、简便的广西图书害虫综合防治方案;筛选出1~2种杀虫效果好(图书杀虫率达100%),对图书和人安全的药剂。该项目完成后,将对广西区内的书刊特别是古籍、善本保护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可惜此课题后因经费、人员等原因未能进行下去,这是十分遗憾的。
  1988~1991年,两馆共同完成“广西图书害虫调查与防治的研究”课题后,北京图书馆曾多次申报文化部的科研项目评奖,广西文化厅也十分支持我们申报评奖。遗憾的是,由于文化部没有将此课题列入该部的研究项目,没有资格申报评奖,所以多次申报都落了空。
  回顾广西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图书保护(主要是图书虫害防治)方面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问题还不少:有的主管部门和图书馆领导对图书保护工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虫情严重状况已初步摸清,但远未能有效地抑制,措施还不得力;各图书馆缺乏图书保护专职或兼职人才和设备;经费无着落,等等。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曾提出建立省(区)古籍文献中心,加强图书保护的研究、协作,制定全国性的图书保护规划三个方面的设想和建议,以便使图书保护早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轨道。
  1995年,在为199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征文中,笔者撰写了《发展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重大举措》论文,曾被评为1996年北京国际图联大会优秀论文,可惜最后没有成为入选论文(中国从1 200篇论文中仅选出55篇参加会议)。笔者没有气馁,接着又根据前段参与图书虫害调研的资料和体会,撰写《图书保护:广西的现状及对策》一文,幸被首届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选中。该会议1996年8月21—23日(比国际图联大会早3天)在北京图书馆举行,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北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图书馆及信息科学委员会共同筹办,主题是:“全球的信息存取——挑战和机遇”,旨在通过互相交流加强双边图书馆在人员、技术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该会共有中美双方约100名专家学者参会。笔者有幸参加,并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沙哈尼主任共同主持“图书资料的保护”分会的讨论。笔者在发言中除提出建立广西古籍文献中心,加强古籍保护与抢救外,还提出与美国图书馆界协作攻关,进行图书保护研究的设想,可惜未能如愿。
  笔者从实践中体会到,图书馆要进行较重大的科研项目,单凭一家之力是难以胜任的,必须加强协作,共同攻关。“广西图书虫害调查与防治的研究”之所以取得较好成绩,正是与北京图书馆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项目虽已成为过去,但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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