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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工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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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20 20:15:00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年是新中国反腐倡廉历史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时期之一。这种价值既源于该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成效,更源于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尚不健全的条件下,中国反腐倡廉战略和策略的选择及其对当前的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群众运动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6-0025-03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政权初立、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经济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开展了反腐倡廉斗争,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反腐败成效最为显著、政治最为廉洁的一个时期”[1]。本文从该时期反腐倡廉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评述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并总结经验教训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历史的启示。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形势
  腐败是个含义复杂的概念。不但各国对腐败的界定不同,一国之内对腐败的理解也存在区别。在中国,腐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腐败即指公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是公权力的行使者运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广义的腐败泛指所有违背社会道德、法律和传统规范的行为,包括精神懈怠或行业不正之风。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腐败形势
  首先,从腐败的行为轨迹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政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大多属于精神懈怠或工作作风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贪污腐化行为基本沿着“功臣自居,骄傲自满;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贪污受贿”[2]的轨迹发生。而“功臣自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属于精神懈怠范畴,虽可能带来执政效率不高、执政能力不强等弊端,但并未涉及到公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挥霍无度、腐化堕落”主要是指铺张浪费现象和贪图享乐等官僚主义作风,其本质是工作作风问题。这两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腐蚀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但还未发展成为狭义上的“腐败”行为,属于腐败行为的“预热期”,只要方式方法得当,遏制的可能性较大。
  其次,从腐败的表现形式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政干部贪污腐败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经济层面的行贿受贿问题。有学者曾用“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贪污受贿”、“行贿受贿”、“索贿受贿”等六个最能代表当前腐败案件形式的关键词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文章标题进行检索,结果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年中,“贪污受贿”出现的频率最高,分别是1950年9次,1951年25次,1952年67次;行贿受贿次之,分别是1951年2次,1952年5次;没有检索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关键词。这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腐败形式较单一,主要是经济层面的权钱交换,对政治体制危害更大的“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还未出现。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腐败形势的评估
  以上情况表明,从狭义的腐败概念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腐败形势尚不严峻,可控性较高。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新生民主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都必须严厉禁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广义的腐败概念出发,将违反党纪政纪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全部纳入反腐倡廉范围,认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参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难,一句话,这就要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3]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工作特点
  对腐败形势的评估在给党和人民群众反腐倡廉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动力。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尚不健全、巩固新生民主政权任务紧迫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反腐倡廉态度坚决,主要运用群众运动方式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反腐倡廉的首次胜利。
  (一)从巩固新生民主政权的高度出发,将反贪污与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同步进行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面临着尽快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和建设新生民主政权的重要任务。党和国家从这一战略高度出发,将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将反贪污和与其直接相关的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斗争同时进行。一方面,认为贪污腐败的干部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侵蚀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像惩治反革命那样,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反贪污斗争,对于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另一方面,对于浪费现象,党和国家认为浪费和贪污的性质虽不完全相同,但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紧要关头,“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此外,党中央进一步分析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将对本单位出现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漠不关心、惩治不力的负责人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在以上方针的指引下,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全社会发动。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运动的进展,在积极发挥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通讯员等制度作用的同时,制定了汇报制度,建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等专门组织机构,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等指示,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规条例,为保证“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机构保障。但在运动中,党和人民群众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忽视了对强迫命令等官僚主义作风的整顿,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二)从实际条件出发,主要运用群众运动反腐倡廉
  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如今我们已意识到群众运动的负面效应,明确了走不靠群众运动而靠制度反腐的思路。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条件下,运用群众运动反腐倡廉具有合理性。
  一方面,从制度建设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尚不健全。虽然与反腐倡廉有关的中央和大区一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署等组织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已初具雏形,但基层组织建设步伐相对迟缓,同时,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人员数量和业务能力也制约着其功能的发挥,运用制度反腐的条件还不完备。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腐倡廉只能在不放松制度建设的同时,另谋他计。
  另一方面,运用群众运动反腐倡廉的条件已基本具备。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为党运用群众运动反腐倡廉奠定了心理基础和实践参考。第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和政权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极高威信;刚从国民党腐朽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热情也很高;二者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发动群众反腐倡廉奠定了感情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组织机构也比较成熟,如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等,它们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署等共同为群众运动反腐倡廉的开展提供了组织机构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不能超越客观条件创造历史,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由此可见,主要运用群众运动反腐倡廉是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策略选择,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三)根据腐败滋生原因,既惩治受贿的党政干部又惩治行贿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法私商不满足于通过合法经营获得的利润,用尽金钱、美色腐蚀拉拢党政干部,甚至不惜陪上儿女老婆,致使“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结合,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5]如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了拉拢腐蚀干部在药房里专设了拉拢腐蚀干部的“外勤部”,仅记录在册的1951年“友谊费”花费就达1.9亿多元(旧币人民币),其中90%以上是贿赂干部用的。对此,在1952年1月5日和1月下旬,国家下发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以打击不法私商行贿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反行贿”,严厉惩治了王康年等犯有行贿罪行的不法私商,起到了降低党政干部受贿机会的反腐倡廉效果。
  三、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
  (一)要从广义的腐败概念出发,将反腐倡廉建设与干部作风建设相结合,提高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
  如前所述,腐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群众对腐败的理解更多是从广义角度出发。且由于铺张浪费、作风不端等问题与群众的生产生活联系更紧密,群众对此关注更多。因此,若只从狭义的“腐败”和“反腐败”概念出发,注重对贪污行贿行为的惩治而忽视对广义层面“腐败”现象的整顿,必然不利于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满意度的提高。如此,一则无法在全社会形成以贪为耻、以廉为荣的廉洁文化,使廉洁文化对廉政制度的滋养作用无从发挥,甚至会抵消正式制度的执行效果;二则使反腐倡廉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相反,从广义的反腐败角度出发,将反腐倡廉与干部作风建设结合进行,并形成用勤政廉政的干部作风建设成效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满意度和信心,从而激发人民群众自觉反腐倡廉的良性循环,必能使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工作迈向一个新台阶。
  (二)要坚定群众路线的科学方法但又不要拘泥于形式,提高领导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科学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其本质是相信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反腐倡廉力量,运用群众路线反腐。但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反腐倡廉制度体制机制建设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腐倡廉经验的限制,其具体表现形式为群众运动。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腐倡廉工作也表明,人民群众中蕴含的反腐倡廉力量不会自动爆发,而必须由一支强有力的组织对其积极引导、科学管理,才能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也必然是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新的反腐倡廉形势下,我们既要坚定依靠人民群众反腐倡廉、运用群众路线反腐倡廉的科学方法,又要意识到群众运动的负面效应而不拘泥于这一形式,创新工作方法。如对网络反腐等新兴的人民群众反腐倡廉行为,我们既要科学发挥它为人民群众反腐倡廉提供的便利,也要密切关注其中恶意中伤和危害社会稳定的言论,通过建设专门网站接受举报、规范举报制度等方式提高领导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科学化水平。
  (三)从腐败滋生机理出发,加强对行贿等行为的惩处,降低腐败机会
  腐败行为是腐败动机加腐败机会合力的结果。针对具体腐败案件来说,腐败动机描述的是腐败行为人“想不想腐败”;腐败机会描述的是腐败行为人“能不能腐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腐败动机的大小与腐败机会也有关,即当腐败机会很大时,腐败动机会相应增大,当腐败机会很小时,腐败动机也会相应降低。因此,必须加强对行贿等行为的惩处,降低腐败机会,尤其是在当前干部更加突出地面临着被腐蚀拉拢的考验的现实环境下。《刑法》及检察院专门对行贿问题作出规定,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往往因侦破案件的需要等原因,放松对行贿分子的处理。这不但违背了“违法必究”原则,而且不利于降低腐败机会,有效遏制腐败。鉴于降低腐败机会和侦破案件的双重需要,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党政干部揭发不法分子行贿行为等制度,对一经查证的行贿分子即严惩不贷并奖励揭发检举人员,以此加强对行贿等不法现象的约束管理,降低腐败机会。
  参考文献:
  [1]李义凡.解放初期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主要历史经验[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
  [2]李义凡.20世纪5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研究——制度分析的视角[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3.
  [3]河南省纪委、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探索[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9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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