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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对中共一大纲领的影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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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20 20:17:00

 [摘要]中共一大纲领和决议是经过与会代表们广泛讨论形成的。曾参加过共产国际二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在会里会外,马林介绍和宣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但没有得到与会代表们的多数认同。由于深受共产国际最初的“左”倾思想和对世界革命盲目乐观主义情绪的影响,中共一大纲领也出现了激进偏差。
  [关键词]马林;中共一大;党的纲领;民族和殖民地理论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9-928X(2012)06-0018-0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定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然而,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并没有反映和体现之前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重要思想,出现了激进偏差。作为共产国际二大的直接参加者和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深谙共产国际二大的基本精神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那么在中共一大上马林究竟有没有提出过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他对中共一大纲领的形成又有何影响?应该进行认真的探讨和辨析。
  一、马林与共产国际二大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早年即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曾参加荷属殖民地爪哇的革命运动,开始崭露头角。1920年马林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通过列宁的推荐进入大会下设的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任秘书。他在会议上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列宁和与会者的重视和认可。
  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制定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组织原则,确立了共产国际组织的基本理论和策略。共产国际二大还设立了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并在列宁的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为东方落后民族与被压迫国家革命指明了方向和途径。列宁在为会议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1]马林在大会的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列宁的观点,他介绍了荷属东印度的具体情况和爪哇的革命运动,特别强调了落后国家和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如何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关系上,确定一条正确的方针。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这种困难。在那里,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而假若我们轻视这个运动,并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那我们也只能做一半工作。”[2]马林的建议和主张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关注,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并被派往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二大虽然通过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但在总体上却仍然体现的是一种进攻性的关门主义倾向,认为全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而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和加速革命的发展。大会的许多文件,就贯穿了这种思想,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思潮和工作基调。这种思想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十月革命后的国际斗争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形势,逐步形成了一种“左”的进攻理论,并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达到顶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包括中国。在当时的氛围和“左”倾激进思想的影响下,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重要光芒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和淹没了,这就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策略上的内在矛盾。一些革命者和会议参加者虽然对进攻理论进行了抵制,但包括列宁在内的革命领导人对当时“左”倾思想弥散的程度和危害性的认识也是显然不足的。
  马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来中国的。尽管他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带着共产国际的精神来到中国,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情况一无所知,一开始也并不担负督促中共建党的任务。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在第二次世界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3]可见帮助中共建党并不是马林此行的直接任务。但到中国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认为中共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寓所里开幕了。
  二、马林与中共一大
  以往的回忆和论述文章过分强调了马林对中共一大的主导性作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包惠僧的回忆。包惠僧曾于1979年6月回忆说,1921年初夏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中国与上海早期党组织同志计划召开中共一大,“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4]有学者据此认为既然马林全盘操纵了中共一大的进程,那么中共一大纲领没有接受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就肯定是因为马林没有将其在会议上提出来。还有学者鉴于共产国际二大的进攻性理论,又提出“马林来华后,尽管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的思路有所不同,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仍然首先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的精神,使中共‘一大’在他的指导下,以纲领和决议的形式将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最终确立,使这一政策得以继续。”[5]但在笔者看来,在中共一大会里会外,马林确实介绍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尽管相关的资料极为匮乏,但我们仍然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第一,马林前来中国的主要职责是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马林后来在与伊罗生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他前来中国“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6]虽然共产国际二大的主导思想是进攻性理论,但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也是会议的重要内容,马林对其了如指掌也特别重视,对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极为重要,在会议上完全避而不谈似乎不合逻辑。
  第二,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是马林革命生涯中很重要的内容,应该在中国同志面前有所介绍。据张国焘回忆,他在一大召开前去看望马林,“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7]张国焘还曾提到“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8]这说明,在会议内外马林曾对一大代表有所介绍。
  第三,档案材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据材料记载“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9]马林在会议上介绍了他在爪哇的革命活动经验,而其在爪哇的工作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与伊斯兰教联盟合作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这可以说是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一个生动和成功的实例。马林对爪哇经验的宣传,也可以视为是对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一种介绍。
  第四,中共一大上,代表们针对一些重要政策策略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是关于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二是在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一种意见认为,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另一些人则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10]而这后一种意见恰恰与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有合拍之处。这种意见的主要来源是李汉俊。根据代表们后来的回忆,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提出的“可以与其他党派或阶级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观点”,遭到了代表们的多数反对。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马林写给李汉俊的信中提到:“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正因这个理由,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求你到这里来。”[11]可见马林在中共一大上表达了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基本思想,对李汉俊这种合理的观点也表示了赞成。
  综上所述,马林在中共一大的会里会外应该是提出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当然马林参加一大会议的次数不多,也没有太多机会充分阐述他的观点,也没有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在中共一大闭幕后,马林就向包恵僧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任务要马上走上政治舞台,陈独秀不能在广州做官,要请他回来,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12]很显然他对中共一大的结果并不满意。
  三、中共一大纲领没有接受马林观点的原因
  “一大是党的各地代表的首次聚会,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每个人的经历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都不一样,思想认识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13]在中共一大上,虽然马林介绍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但中共一大的纲领却没有接受和认同他的观念。
  其实早在马林来华之前,共产国际二大的激进思想已经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1920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和列宁的《提纲》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所知。[14]如,1920年9月陈独秀在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就提出:“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15]。但遗憾的是,中共一大的召开是比较仓促的,陈独秀没有能够出席,他交由陈公博提交大会的四点意见中也没有相应内容。
  因此,受到共产国际二大激进思想的影响,中共一大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2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6]有学者敏锐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共产国际那种无产阶级革命速胜论不仅感染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态度,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带上明显而强烈的左的倾向。”[17]中共一大纲领之所以产生激进偏差,既与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道路的认识不清有关,更与当时共产国际自身政策的内在矛盾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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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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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东方出版社,2004.127.
  [9][10][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56.557-558.3.
  [11]田子渝.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汉俊[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140.
  [12]包恵僧.“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77.
  [13]曹仲彬.开天辟地大事变[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299.
  [14]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J].江汉论坛,2010(8).
  [15]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5-166.
  [17]李玉贞.马林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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