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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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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27 12:53:00

  摘要: 随着一批女性作家的异军突起,女性的身份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女性身份的构建不再仅仅局限于性属身份的角度,而是日趋多元化。严歌苓作品中丰富的女性形象正是这种多元化视角的体现:一方面,她将女性身份置于时代、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揭示出女性身份所蕴含的雌性特质;另一方面,她又对移民女性的身份进行深入剖析,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女性新的文化身份也应运而生。可见,严歌苓在构筑一个丰富的女性形象世界的同时也为我们构建了女性的多重身份。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054-07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身份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问题、分析文学文本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身份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它一般由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语言、最长的居住地、职业、阶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作为特征辨认的身材、年龄等因素组成〔1〕。严歌苓的作品对女性身份的探寻首先表现为人在社会中所应具有的性别、合法位置、职责等外在表层因素,她从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来探析女性身份,揭示出身份背后所隐藏的女性魅力,以批判“男人第一性,女人第二性”的谬误。其次,她对移民女性身份的构建更趋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的”身份,这种身份是指那种决定女性在社会族群中文化本质的属性,也即文化身份认同。斯图亚特·霍尔说:“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淀之下的一个稳定的、不变的、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但是身份既决定着人们得到的待遇,又因为人们的活动而增减、变换,乃至断裂、破碎、重组、消失,所以斯图亚特·霍尔又指出:“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它们绝不是永恒的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利的不断嬉戏。”〔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在异域与本土文化的夹缝中,在男权的规约下,女性需要不断地确认和调整自己的身份,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外部环境,因而女性的多重身份也就产生了。目前对严歌苓作品中女性身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移民女性的文化身份的研究,而忽略了女性身份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女性自我身份的塑造。本文拟将严歌苓作品中的本土女性置于时代、男权背景和自我身份塑造过程中来分析,以揭示女性性别身份背后所蕴含的雌性特质,并进一步对移民女性的文化身份进行研究,因为除了边缘他者的身份外,移民女性在时代的大潮流下,逐渐成为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她们有了新的文化身份。笔者希望通过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能为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的把握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时代的殉葬品
  严歌苓曾说过:“‘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个谜,即使出国我也没有停止这种询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有如此反常的行为。”〔3〕严歌苓是文革的亲历者,这段历史成为了她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题材,与生俱来的女性身份让她对那个荒诞时代同类女性的遭遇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在那样一个女性与社会、政治矛盾最为尖锐的年代里,她过早地认识到了人世间太多的无耻与丑恶,于是她笔下那个时代的女性无一例外地都丧失了作为“人”的最起码的身份。没有了最基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更遑论女性的自然性别身份。在那样的年代里,女性本身的美与善良被无情地摧残了,女性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为了时代殉葬品。
   《白蛇》是严歌苓根据听来的一个女舞蹈演员的故事创作而成的,这部作品反映了文革时代女性为“人”身份的丧失以及女性不能为人的痛苦。“她穿一条黑色宽大的灯笼裤,一件印度红毛衫,领子都快翻到肩膀上了,她真漂亮。”〔4〕孙丽坤原本是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美丽而受人尊敬,但在文革时期却被扣上了间谍的罪名,被无休止地批斗、强制禁闭,最后精神失常。此时,孙丽坤的尊严荡然无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被剥夺,她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身份,而社会却到处充斥着对暴力的歌功颂德,对道德的践踏,美被贬得一文不值。曾经年少美丽、纯洁无瑕如同仙女的她在时代的漩涡里最后沦为了世俗中的一员,尊严于她荡然无存,压抑的生活扭曲了她的心灵,最后竟然出卖自己的自尊和廉耻:“看啥子哟,哟?”孙丽坤乘胜追着他们喊,笑得更泼更毒辣。“莫得啥子看头!”一个小伙子装老油条,回头调笑。“是没啥子看头——你妈有的我都有。”她说。……她又想了一会儿。突然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4〕。
  在文革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孙丽坤别无选择,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一个女人没有了人的身份,也就没有了人的价值,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自暴自弃,女性的真、善、美被无情地扼杀了。同样,在文革那个善恶是非颠倒的大环境中,女人是不可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她们渴求自由美好的女性身份,但尊严却被那个疯狂的社会和人群所摧毁,美丽的她们最终变得低俗不堪,堕落成为了精神解脱的唯一方式。女人,在这样一个人性丧失的年代中,在极端的生存环境中,在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中,呈现出了一种毁灭性的状态,承受着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创伤,人性被扭曲、被异化,最终就无可避免地沦为了时代的殉葬品。然而严歌苓的写作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现这种悲剧性的毁灭,而是更注重悲剧性书写后带来的心灵震撼。她认为“有力度的审美活动往往带着深刻的痛苦体验,而痛苦又大多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强烈敏感。作家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挣扎出来,在宣泄和诉说的过程中,将强烈的痛苦转化为震撼人心灵的艺术审美愉悦”〔5〕。孙丽坤的自暴自弃、堕落其实就是人性的另外一种升华,是一种充满阴郁的无声反抗,是与当时的时代、社会的另一种对峙,也是严歌苓所要表达的“震撼人心灵的艺术审美愉悦”。女性时代殉葬品的身份代表的是严歌苓对女性的一种悲凉的赞叹,女人因为自身力量的薄弱而不可能像男人一样用暴力的方式来反抗,用死亡的形式来解脱,但女人却比男人更坚忍,在困境中存活,能用自我堕落的方式来进行无声的反抗。女人以牺牲自我来反抗,但这种牺牲不是一种悲哀,而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让大众进行反思,更是用有别于男性的坚强来昭示女性生命之魅力。
   二、男权制下的弱者
  作为女性,严歌苓特别关注特殊年代里女性的身份,不只将关注点局限在女性的自我意识上,而是将女性身份的构建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进行,因此男权世界里的女性身份成为了她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严歌苓曾说:“男女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很大的困惑,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也都源自于这两性。美国有很多帮助男女相互了解的书,其实这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男女本身就是两种文化,这两种人相遇、相知的过程是很有趣的,我的很多灵感也来源于此。”〔1〕男权制下的女性身份因为千百年来的文化渲染似乎成了一个被默许的事实——女性就是弱者,女性也由此而处在深深的痛苦和焦虑中。但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弱者并不代表她们是懦弱的,她们有自我反抗的方式,或是压抑的,或是从容的,但她们都在努力寻求自由和幸福。
   中国社会从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开始,就确立了男优女劣的性属关系。《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6〕寥寥数语道出了男性和女性从婴儿时代起享有的不同待遇,反映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也没能逃离男权的束缚。《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一个人来到美国,身处异国的她因为是一个边缘者而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歧视,女性的弱者身份更让她在男权世界里显得无助。在这个男权掌控的世界里,小渔和她的善良被任意践踏。在舞会上她完全没有自主性,谁想和她跳舞她都得接受,和江伟恋爱后又要忍受他的大男子主义。在小渔与外国老头结婚的当晚,江伟因吃醋,指责已经洗过澡的小渔的嘴没有擦掉口红,“他冲进厕所,撕下手纸,扳住她的脸,用力擦她嘴唇,连鼻子和脸颊也一块扯进去”〔7〕。为了取得合法的移民身份,小渔接受了江伟的安排与一个老头假结婚,而且给老头支付了一万五千美元报酬,但老头还不断让她支付各种开销,甚至一次又一次地涨房租,这一切都加剧了小渔的弱者身份。
   然而小渔是善良的,她对践踏她的人不是愤恨而是用善良来感化,这就是小渔用自己的方式对男权世界的反抗。“她觉得他的伤痛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留给他吧,不然两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颤抖,他冲天的委屈。”〔7〕在这里作为弱者的小渔成为了江伟痛苦的承载者,弱之中孕育了无限的宽容和坚强,小渔实际上是男性的支撑与依赖;同样她用善良和宽容也感化了外国老头,老头变得整洁干净、热爱生活了。由此可见,弱者并不是真正的弱,柔弱其实是女性在与男性对比中所彰显出的柔情与善良。
   小渔是严歌苓笔下一系列弱者形象的典型代表。她是简单、善良和宽容的,她时刻遵守着自己做人的标准,不轻易向困难低头,更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是弱者而自怜自叹。小渔最后冲破了男权文化的束缚,消除了卑贱的意识,在逆境中生存,她的弱者身份背后展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人性之美。小渔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女性的性别不仅仅体现为生理上的区别,自然性别业已成为了社会性别。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和现实世界里男权意识的文化秩序规定了女性弱者的身份,而这一秩序只能依靠被规定的女性弱者自身的努力才能有所改变。女性虽为弱者,但弱者不弱,女性用她们特有的区别于男性的纤弱孕育了强大〔8〕。这种强大或许是无形的,亦或许是无声的,但它的确存在,它将女性的柔美完全呈现,女性弱者的身份也因此得到颠覆,高贵非凡才是她们的真实写照。正如陈思和所说:“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犹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所谓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9〕
   三、理性的思想者
  严歌苓塑造了多种女性形象,她们各有特点、各具特色,但她的内心似乎总在试图建立一种带有理想人格的女性身份。所谓的理想人格,西方人类文化学家蒲鲁姆这样定义:“能表现文化精髓或精粹的人格,就是指能代表某种文化精粹并具有共同特质的人格意识。”〔10〕严歌苓就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理想身份的塑造来为自己多年的苦闷和挣扎找到一种释放的方式,其作品《扶桑》中的扶桑就是这种理想身份的代表人物。
   少女扶桑因为未曾谋面的丈夫出国淘金,被迫与一只大公鸡拜堂成亲,不久就被拐卖到美国沦为妓女,多次被标以斤两论价拍卖,甚至遭受非人的待遇和迫害。然而扶桑却用中国传统女性的理性来宽容和化解罪恶,并以自己的坚忍来坚守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严歌苓笔下的扶桑是一位被还原了最初面貌和自然本质的女性,她不仅天生是女人,而且是最传统的理性女人。“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你成熟、浑圆,是个火候恰好的小娘们儿。你没有技艺,也没有妖惑的妩媚,丝毫不带那千篇一律的淫荡眼神。”〔11〕扶桑没有因为身在异国他乡就丧失掉中国传统,她身上代表的仍是像“猩红大缎”这样的中国文化;扶桑没有因为沦为妓女而丧失女人的本来纯真,她身上所具有的就是一个个普通女人所具有的特性,没有妖媚,不带淫荡。生活和命运的不幸亦没有冲破扶桑理智的防线,对抛弃她的人,对践踏她的人,扶桑总是用一种悲怜和宽容的态度来接受。当克里斯与众人一起侵犯扶桑的时候,扶桑咬下了他衣服上的一颗纽扣并藏在发髻里,既表明自己知晓此事,又表明了对克里斯的宽容。正是这种宽容让克里斯感动不已,负疚一生,让他一辈子都努力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可以说扶桑在理性的召唤下,带着她东方的传统征服了西方世界,正如克里斯所说,她“像座雕塑那样神情隐晦”,在恶劣的环境下,她用理性来超脱痛苦,用理性的宽容来创造自由,用这样一种女性身份来展示东方文化的生存力量。
   理性同样也让扶桑坚守着自己东方人的文化身份。当克里斯把扶桑从麻风病医院带出并送到拯救会时,扶桑本可以穿上拯救会的白衫清白地过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但是扶桑没有这样做,她认为脱掉红绸衫便象征着脱离了东方气质和失去生存的依赖,于是她又换上了红绸衫,但玛丽修女却偏偏扔掉了她的红绸衫,扶桑竟不甘心且固执地将红绸衫捡了回来。她坚定地认为,“那血污和破旧的红色绫罗是她的原本,已成了她的肌肤,那罪一般的深红是她本性的表征。没了它,她的形状和色彩就流失了,化为乌有”〔11〕。可见扶桑捡回来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红绸衫,而是自己东方人的身份,她用女性的理性坚守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扶桑以一个东方妓女的身份来包容一切,坚守自己的立场,她就是严歌苓多年来塑造的最为理想的女性身份的代表者。这样的女性身份是自然的、原始的,是没有被社会扭曲的、异化的,她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原生态的女性身份。在经历了生活中太多的起伏跌宕后,痛苦于扶桑来说只是表面的,在深层次上她却是快乐的。虽然她处于受人摆布的地位,但她始终保持自己的从容和自信,自我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扶桑用享受的态度来应对苦难,正如严歌苓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就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当做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扶桑的生命是不受任何杂质观念掌控的,是葆有生命本原的色彩与丰沛感知的,自在而非自觉地彰显了生命的本源,这是其女性理想生命情态的呈现,闪烁的人性光辉正是女性雌性气质之所在。这一特质让我们看到,女性不仅仅能够忍受苦难,而且能够从苦难中找到自我解脱的方式,这也是女性的另一种风采,说明女性内在有一种巨大爆发力,无论在何时都对生活和生命充满着希望,因为她们本身就是无限生命能力的承载者。扶桑正是用女性这种特有的生命力在人生洪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塑造了自己明确的东方文化身份,用自己女性所独有的魅力彰显了生命的力量,令人钦佩、折服。
   四、边缘的他者
  如果说上述严歌苓对女性多重身份问题的分析是冷静、尖锐的,那么严歌苓对移民女性身份的探索就是由最初的迷茫到最后清醒的塑造。更确切地说,此时严歌苓对女性身份构建,不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而是一种自我找寻与确认,一种文化身份的塑造。“近年来我潜心研究了近百万字的华人移民历史,发现自己或多或少与这第五代移民有着相似的心情与苦闷……”〔12〕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感情和境遇,严歌苓更执着于对身处异国的女性身份的探究,并以此来为自己准确定位。严歌苓笔下的新移民女性和初到美国的严歌苓一样,在异国他乡都是作为“他者”出现的,而且是双重的“他者”。她们处在两难的困境中,很难准确地区分出她们到底是归属中国还是美国,无论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对移民女性而言她们都是“他者”。萨伊德说:“他者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13〕在其“东方主义”理论中,他又将“他者”进一步解释为一种意识形态。因其这种意识形态,西方将自己的文化视为高高在上而不可逾越,把东方文化视为微不足道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于是西方开始凭借文化上的强势对东方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因而新移民女性实际上是生活在西方对东方的歧视之中,是一个夹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边缘者。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我”因为离婚、失业、经济拮据,不得不同意做无性生殖母体。交易中的“我”不断遭到西方人亚当的蔑视,蔑视“我”以及“我”所代表的12亿人是“没有质量”的人种:“你们这种人又怎么样?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14〕亚当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始终让“我”觉得遥不可及,场景的置换并未改变事情的实质,“我”仍然没能改变一个“他者”的形象。
   他者身份带给“我”的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于是文中的“我”本能地进行反抗,但这种反抗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进行的。当亚当贬低和蔑视东方人的时候,“我”并不会因为和亚当的雇佣关系而屈服于他,相反割舍不断的民族感情将“我”激怒,让“我”进行反攻:“‘我’发出嘿嘿嘿的冷笑。‘我’说:‘你们的乌托邦里没有背叛吗?你们的背叛更完美,因为没有孩子这个代价。’”〔14〕此时爱国情节占据了上风。然而“我”也是虚荣的,虚荣孕育了“我”的妄想:“我”希望在异国他乡有个自己的家,“我”希望可以改变亚当同性恋的角色,“我”希望可以真正地融入西方社会的生活,于是“我发现我竟对他暗怀一丝希望,我和他纯粹的形式,或将对他的本质发生影响”。然而无论是东方情节下的反抗,还是西方诱惑下的同化心理,对于“我”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生活所迫,我从事了交易,并且最终生下了孩子,这无疑是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无论我如何努力,到最后我才发现“亚当利用了我的妄想,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可以说“我”以“他者”的身份到来,又以“他者”的身份收场。
   在这里,无论是从现实经历还是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女性移民身份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她们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一种异质性。这种由移民身份而导致的文化的“异质性”,无疑使这一女性群体在文化上处于一种“他者”的地位。正如心理学中的多元文化论者所指出:“文化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一种社会行为不仅受到行为者个体内部因素的调节,也为文化因素所制约,而且个体的某些内部因素如需要、动机等也是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因此,“我”的行为也就显得不那么让人难以理解了:“我”处在美国文化的氛围下,因为生活的需要接受了交易,是文化所使,但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又是让我纠结和挣扎的原因。女性此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由东西方文化塑造的,“在政治上,可以认同居住国,可以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美国人或者日本人,甚至是在价值观念上也可以认同居住国文化中的相当一些成分……然而,在深层文化心理层面总还会有唐宗宋祖的记忆,还会执着于‘华族’的族群意识。总之外在地认同较为容易,而内在地认同却非常困难”〔15〕。西方优越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利诱,东方深深故国情怀的萦绕,让异国他乡的女性永远摆脱不了边缘他者的身份。
   五、新文化身份观的代表者
  严歌苓是在文化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语境下进行创作的,因此她在对女性身份的构建中,就不单以厚重、本源的中国文化为背景,也不会纠结于强势、鲜活的美国文化背景。异国他乡长期的生活磨炼,让严歌苓变得成熟,让她的创作视野也更加开阔,她渐渐摒弃了移民女性“他者”的思维定势,不再将东西方文化视为对立的两极,而更多地是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她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异并且尊重这种差异,而且希望两种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能够平等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严歌苓对女性身份的建构已开始从分割异化的定位转变成融合难解的重新定位了。换句话说,严歌苓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不再是追求身份的“本性和纯洁度”,而更接近于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同”〔16〕。因此我们说严歌苓所构建的女性形象,就是另外一种多元、开放、平等的新文化身份观的代表者。
   《栗色头发》中当画廊老板以提高待遇为条件,让“我”做裸体模特时,“我”沉默了,我假装听不懂老板的话。在这里,交流失败并不是因为语言有障碍,而是文化思维之间的不同,最后“我”遵从了我的母国文化,离开了画廊。当“我”捡到娄贝儿夫人以前丢失的蓝宝石并高兴地还给她时,在听到谢谢的同时,还听到:“我明天把它带到首饰店去鉴定一下。不过你有把握它的确在门外草地上?”面对文化的差异,“我”只能无语,因而只能选择离开。在这里,两次离开体现的是“我”对自我民族尊严的维护,“我”并没有因为身处异国,因为经济拮据就放弃民族文化而违心地去接受异国文化,相反“我”用离开的方式对他们的轻视予以反击。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不低头不妥协的态度,使“我”在不自觉中成为了新文化身份观的代表者,“我”努力争取的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和交流,以打破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
   在《栗色头发》的结尾,严歌苓写到:“回应吗?我愁苦着。我正无家可归。回应他将是一种归宿。不,也许某一天,我会回应,那将是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7〕“我”之所以不接受栗色头发的爱情是因为语言不通,更是因为文化的隔阂,因此“我”要等到文化平等的时候再回应。此时性别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的行动就是要所有的人明白,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平等的,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世界的文化是多元的,也是开放的,更是可以交流和互相促进发展的。
   人类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巨大社会系统。多种文化的存在构成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17〕。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严歌苓对于女性身份问题的思考正是遵循了上述原理,她所构建的这一全新的女性身份,正是对传统的东—西、中—外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的超越,她尝试着让海外华人去消除与西方文化的距离感,并将母国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平等对话、交流和发展。
   六、结语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身份是多重的,但每一种身份都不是单纯角色的象征,而是融入了她深刻的思考。作为一位海外华裔女性作家,一方面,她从女性性属的生命体验出发,展示的是一种女性个体性的话语权利,是一种纯粹的女性叙事。她对女性多重身份的塑造,是要向世人证明女性并不仅仅只是被“雌性”规约的不变体,她们也有自己的定义,多重身份正是对这种定义地诠释——女性是善良的、宽容的、具有博大母爱的,她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坚忍地生存,她们柔软的生命能够化解苦难和悲痛,她们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受难中净化自身。而且,女性多重身份的塑造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解构。严歌苓将自我的女性经验带入了文化空间,每一种女性身份都是对自我经验的一种解读,并且以此来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理念。她还用女性不是第二性的概念来取代传统的性别歧视,“女性不是第二性,在生理、心理等等方面,甚至在性的持久方面,女性都比男性长久,阴柔比强悍更有力量”〔18〕。严歌苓对多重女性身份塑造的目标就是建构女性自己的主体性和认识体系。在她看来,女性的身份不再是长期以来时代、社会、男权制所赋予的弱势群体,她们有自己的呼声,有自己的反抗,哪怕是微弱的,但也足以颠覆传统的女性弱者身份观念,而且女性的这种独立只能依靠女性自身的努力来完成。
   另一方面,严歌苓对移民女性身份的构建,尤其是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在对前辈美国华文文学作家的继承和发展中完成的。虽然她仍着力书写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隔阂,向母国文化寻求精神慰藉,但严歌苓在继承的同时也是有超越的,她与早期的美国华文文学作家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严歌苓慢慢抛弃掉了文化失落的状态,以平静的心态看待异质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步形成了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多重真理并存的世界的感知和认识,而且从中汲取了创作养分。她不再将两种文化视为对立的两极,更多的是希望不同文化之间能够多元共存、平等对话、共同繁荣。在对新移民女性身份塑造的同时,严歌苓实际上也完成了自我文化身份地确认,展现了她由最初在异域他乡痛苦挣扎到最后对自己身份确认的蜕变。多重文化的女性身份展现的正是严歌苓在华文文学创作中的异质变奏和独特心声——“文化从来就是多元的,没有一个时代存在着绝对二元对峙的文明,也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排斥另一种文化而独立存在,当代人在多元社会组织中面对的就是这种文化和物质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种可能性”〔19〕。
   由此可见,严歌苓对女性身份的探寻不仅仅是要展现女性多重的身份观点,更是要在深广的背景上来展示女性的性属身份、文化身份,蕴含了作家对女性身份与性别、时代、社会、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严歌苓借助对女性身份的书写,表达了她对性别规约下、特定时代里以及文化交汇中的女性生存意义的执着探索,更重要的是呈现了她对女性生命存在的真挚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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