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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还是解读:对中国院校研究出路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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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27 13:03:00

  关键词: 院校研究;解释范式;解读范式;研究路向;高等教育;高等学校
  摘要: 作为高等教育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中国院校研究经历了发端、发展与兴盛三个阶段。目前院校研究领域存在解释和解读两种范式,前者注重信息分析的因果解释,后者注重历史事件的情景解读。这两种研究路向的有机统合能为院校研究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中图分类号: G640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085-06
  一、引言
  院校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我国高校广泛开展〔1〕。而院校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同任何一个理论流派一样,在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或案例研究以后若长时期没有新的突破,就会面临危机和衰落〔2〕。首先,好的研究范式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可,这可从目前参与院校研究的人数和撰写的论文数量的激增中反映出来,但这就有可能把能用现有的范式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若这种研究范式本身没有新的发展,它就会不再具有吸引力,那么人们就会逐渐离开这个领域。其次,好的、新的研究范式可能会吸引人们去做各种各样的研究,目前院校研究的实践研究就处于这种活跃的状态,但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千篇一律的套路和重复劳动。虽然面对的是不同院校,但研究路径的雷同会局限院校组织本身的发展,也就不容易发现新的问题,于是有些人放弃了院校研究的范式,而希望能另有所创新。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规律,许多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都经历过这样的历程,如制度学派及其相关的制度主义研究视角就是如此〔3〕。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史的角度来讨论院校研究的研究工作,并将这些研究工作在这个流派和方法中定位,从而为院校研究的出路出谋划策。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院校研究发展的历史梳理到现状分析,指出其发展的瓶颈,再试图以解释和解读两种路向,以解决院校研究发展面临的困境,最后尝试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统合“信息分析的因果解释”和“历史事件的情景解读”,为院校研究寻求出路。二、中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历程尽管对院校研究是学术活动还是研究领域仍争论未定,但中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学术流派一样,已历经发端、发展、兴盛三个阶段。
   1.院校研究的兴起阶段(1986~2000)
   院校研究兴起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直到1986年,中国学者陈学飞等才开始在相关论著中引入“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这一术语,之后陆续出现以“院校研究”为题的专题研究文章〔4〕。这一概念的引入当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是高教研究所(室)通过“校本研究”进行的经验式总结,这一时期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不需要也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研究〔5~6〕。20世纪80年代末,高等教育进入学科化建构阶段。这种学科化的追求使高等教育陷入“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再加上此时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作为连接高等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院校研究的概念一经引入便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1〕。而这种研究兴起的背景,也决定了我国院校研究从一开始就定位于解决问题和指导实践的社会活动,同时也隐含了以后发展中会遭遇的瓶颈。
   2.院校研究的发展阶段(2000~2007)
  这一阶段以开展院校研究“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准备工作的基本完成为主要内容。“硬件”方面,主要指院校研究机构的成立,其中以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最重要标志〔7〕;以华中科技大学和苏州大学等江苏省部分高校两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群体的形成,标志着院校研究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专门的院校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并编写了专门的教材,这是院校研究在我国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软件”方面,主要指对院校研究的理论研究和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在上述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支撑下,我国院校研究工作者开展了对国外院校研究经验的比较和借鉴研究、对我国开展了院校研究必要性的论证以及尝试利用院校研究解决高校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等。但是这种研究却隐含着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对院校研究本身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关注不够,显得十分薄弱,并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较强的实用主义,使院校研究走向非学科化、非学术化甚至非理论化的“应用”之路。这种路向的选择预示着以后的发展将可能会遇到无以回避的危机。
   3.院校研究的兴盛阶段(2007~至今)
   2007年7月在第三次全国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中国院校研究开创者刘献君教授提出院校研究要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专题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标志着我国院校研究进入兴盛阶段。此后,以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院校研究发展中心为代表的院校研究人员创设了几个由部分学校共同参与的全国性、地区性的专题研究,并着手创建院校研究案例库。但是兴盛阶段也隐含危机,因为这种兴盛是院校研究的一种准成熟状态。中国院校研究的最初宗旨是: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架起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避免走两个极端——过度宏大叙事与狭隘的经验总结,最终消除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病。可是,从我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实际历程看,我们对院校研究理论基础的研究比较欠缺,或说“软件”方面准备不足。由于强调的是解决院校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就使得院校研究沦为从宏大叙事关注中退缩的“借口”〔8〕。这种缺乏对院校研究本身关注的研究,尤其缺乏对院校研究理论基础探索的研究,为以后院校研究陷入困境埋下了隐患。
  三、解释和解读两种路向在院校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传统:解释传统(explanation tradition)和解读传统(interpretation tradition)。前者是为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辩证等逻辑关系,其逻辑起点是把事物的部分从整体分割出来予以分析;后者是为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遵循的原则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文本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来分析〔9〕。两者背后隐藏着一个本体论式的哲学认知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大家都认可的真实知识?〔10〕而不同的认知方式决定了两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有的利弊。解释传统的认知基础是比较,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但用解释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时,容易把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硬科学(如物理、生物等)等同起来,寻找事物之间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和联系,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出一些直观的、肤浅的结论。解读传统的认知逻辑着眼于讲述一个故事或对故事的背景进行注解,它遵循一致性原则,即通过叙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来评判解读的质量,今天西方社会已将之认定为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诸如微观史学等全景式解读正极大地推进解读传统的发展〔11〕。解读方法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局限于事物一个或几个侧面,易忽略重要的方面,造成结论肤浅,难以有纵向的学术积累;一是由于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预设,易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况。因此解释与解读必须结合起来才能作为院校研究的研究路向,而不是偏向某一方。因为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解读都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也只有将其纳入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解读,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意义和社会含义;而在作为总体的解释性理论框架下又有着难以尽数的、同时也是引人入胜的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12〕。所以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状态应是一个以解释为基础的,带有一定哲学色彩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同时用敏锐的解读,发现微观机制中的有机组合方式,以及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关系〔9〕。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哲学、实证研究与解读三者的结合,实际上也是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的整合,而这正是院校研究所亟需的。
   之所以能运用这两种研究路向,主要是当前院校研究的困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侧重于院校研究意义的探寻还是院校研究价值的诉求,院校研究是人文性居多还是科学性重要。而用两种路向予以衡量意味着:用解读方法探求院校研究要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能不能用已有经验解决新的问题?前者是理论基础的探寻,后者是应用价值的诉求。这决定了两者间的分歧,决定了院校研究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我们用解释和解读的路向来分析这种分歧,其具体表现如下:
   分歧一方主要体现在院校研究的兴盛阶段。院校研究的高级职能是“专题研究”或“论证研究”,它是指院校研究者就学校运行中存在的特定问题,以数据与事实为基础,通过科学方法与程式对问题做出解释,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对策与方案,以作为该校管理决策的依据。专题研究或论证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解释和解决问题”。它针对学校运行中存在的特定问题(主要是缺点与矛盾),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寻找问题解决的对策与方法,且常运用计算机解决问题。它一定程度上主张“去学科化”、“去学术化”,只需服务于高等教育实践即可〔13〕。其主要任务是联系我国实际,对我国高等学校院校研究组织的职能进行重新设计与定位。
   而分歧另一方是要着力于使院校研究机构成为学术组织而不仅仅是行业组织,以解决“独立性”问题。因为在解读具体的院校史事件时便会发现:院校机构在组织性质上属于客户组织,即大学;更有甚者,它在行政上隶属于大学行政系统,其组织独立性甚至不如大学中的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这使得院校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在于院校研究人员采取双重忠诚,在忠诚学术/行业的基础上用专业忠诚于学校。这是用教育的特性解读大学,是从院校研究的本质属性和定位上谋求学科发展。它强调补充院校研究理论研究的不足,避免“无根”导致院校研究性质和功能不到位,概念和术语欠“规范化”。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一种泛滥成灾的所谓争鸣,而是需要合情合理的讨论,需要警惕‘泛化’院校研究”〔4〕。
   可见,我们用这种认知方式区别解构这种分歧,即会发现分歧的实质:解释还是解读。解释的路向是使院校研究科学化、信息化,主要通过院校研究数据库的应用总结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规律和措施。因为“院校研究的成果越是被人们使用和引用,院校研究就越有生命力”①。解读的路向看重院校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重视具体事件意义的建构,常用史实梳理、历史解读等方法总结适用于某些具体环境的中层理论。
  四、中国院校研究困境的解释与解读
  确立用解读和解释两种路径来解决院校研究困境,应明确院校研究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本身的特点以及院校研究的国际发展史等方面的问题。
   从院校研究性质看,它是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自我研究即包涵校史研究,因为自我研究只是院校研究的立足点,不是方法更不是手段,院校研究要做好自我研究必须博采众长,对同质与异质的院校组织进行研究。所以院校研究必须关注校内校外的历史背景和组织文化特征,从本校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为本校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和咨询服务〔5〕,这是解读可以实现的。管理研究是指院校研究是一个具有实践导向的应用性研究,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产生理论,而是应用现有的理论、方法和经验。这个特点与管理咨询的特点相同,即应用现有理论、方法和经验,解决管理问题。咨询研究源自西蒙的“管理就是决策”,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决策研究。这两者是解释所要做的重要工作。而应用研究仅指院校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并不侧重于发展理论,但它又是介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发研究的中间层次,它应该且必须强调用理论指导,注重方法的科学性和教育本身的人文性。这需要解读与解释并重方能实现。尤其对于院校研究人员来说,仅仅局限于应用研究是极其危险的,必须掌握足够的院校研究理论,并能灵活的运用,否则就会使院校研究偏离教育尤其是市场竞争体制下高等教育的本源。特伦尼兹指出,院校研究人员应具备三种能力:“专业能力”(如对本校数据的熟悉程度及数据分析能力等)、“说服他人的能力”(如对教师解释教学评价的结果并给出教学法建议)、“背景能力”(对本校的历史和文化管理特殊性的了解程度)〔14〕。前两者是对运用解释的能力要求,后者则是对运用解读的能力要求,只有注重两者才是一名合格的院校研究者。
   从研究范式本身而言,研究路向和研究范式有密切关系。研究路向是研究所遵循的研究过程与程序;研究范式是在研究过程中根据所属学科的某种哲学提供的框架从事研究,这种哲学就表现为一种研究范式。在院校研究中,具体的细节与高度的概括、生动的叙事与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抽象分析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与解读和解释的功能是相对应的。在当前定量研究定于一尊的境况下,强调用文学(即通过解读建构意义)的方法研究问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确立任何一种研究方法的霸主地位,都会窒息其他研究方法之生机。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追求纯粹的量化实际上是以冰冷的数学语言排斥鲜活的生命力,以刻板的假设检验消解生命的有机组织,以苍白的形式掩盖对现实的隔膜〔15〕。而在历史梳理中可以发现,中国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补充领域,与高等教育研究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因此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失范,院校研究中也同样存在。而院校研究理论的运用就是方法!因此,规范院校研究方法就是目前院校研究的重要任务,即为中国院校研究寻求更具生命力的规范的研究范式。这是由于我国院校研究与西方的院校研究走了不同的路径,西方是先有院校研究再有高等教育学,故理论基础比较扎实;而中国是有了高等教育学才发展院校研究,所以“无根”,缺乏院校研究理论的论证和指导。因此我国院校研究寻求解释和解读并行的传统路向发展院校研究是可行的。
   从院校研究发展的历程看,纵观美国院校研究发展的历史,外部环境变化是导致院校研究机构出现的根本原因,而这一机构的出现对大学组织制度产生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因为院校研究机构已经内化为美国高校内部的一种“制度设计”,故院校研究应该密切关注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16〕。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大学院校研究机构对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关注,这不仅挑战着我国院校研究对象的“院校管理”长久定位,也威胁着长期采用的孤立的、割裂的实践取向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对美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就有院校研究的“实践导向”与“学术导向”之争;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院校研究人员及其专业协会成员是坚持以实践导向为主的院校研究发展趋向〔17〕。但对我国而言,院校研究早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附属品,主要致力于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始终没有坚持学术导向,因此,现在应在学科建设上“补课”。正如戴尔的评论:如果只坚持院校研究单纯的实践导向,院校研究将无路可走;但如果院校研究只是纯粹围绕着理论打转,则将丝毫无助于院校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18〕。用解读的方式予以审视,院校研究的研究对象应是院校改革与发展(院校变革)〔1〕。因为院校研究机构是为本校改革和发展服务的,“本校”只是立足点和面对的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院校研究机构本身的功能决定了院校研究不能局限于本校,同质与异质的学校、外部环境的变迁都不能忽略。正是高等教育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才需要院校研究机构承担一定的职责。胡振敏经过考证发现,院校研究在美国起源于19世纪后期“以个人方式”进行的“校史研究”。美国学者特楼(W.L.Tetlow)也认为,美国早期院校研究的起点是17世纪殖民地学院的“建校研究”〔4〕。AIR网站关于院校研究宗旨的介绍指出,院校研究是“旨在增进对高等院校自身的理解,促使院校规划、管理与运行状况得以改进的研究”②。这都表明在解释的基础上寻求解读是院校研究必然的发展路径。
   因此可以说,院校研究属于基础性研究,其重要的使命就是对具体从事教育实践的院校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以探索教育规律;同时以院校史丰富高等教育历史研究,为高等教育的学科化、理论化作出贡献〔19〕。
  五、院校研究的未来:“和而不同”
  所谓“和而不同”的思想,意即院校研究两种路向的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单向度的融合,不是“你”走向“我”或者“我”靠近“你”,而是双向度的,是“你是你,我是我”,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院校研究的“和而不同”意即解释与解读融合,秉承技术手段和研究策略的二重性,是走“信息分析的因果解释”和“历史事件的情景解读”两条路径,具体做法是信息数据库的建立与校史研究的并行。
   就解释传统来看,院校研究的“有效性”依赖于其“科学性”,而“科学性”所依赖的是必要的数据和充分的资料。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没有自己独特的技术规范来保证其专业水准,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轻视它。数据库建设的艰巨性与它对院校研究的重要性一样让人感叹〔20〕。因此目前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以及为实现专题研究而进行的数据库建设是必需的,是解释路向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解读传统的做法仍有待发掘。表现之一即对院校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清楚地了解院校的历史才能把握院校未来的变革与发展;只有用昨天大学的概念来研究今天的大学,院校研究才更具有前瞻性和适用性。因为大学组织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在与历史进程的交流中发展而来的,解读大学本身就是要建构它与环境的互动机制和意义特征,研究院校变革正是基于这一点。解读的另一个表现是质的研究方法在院校研究中广泛应用。院校研究的方法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描述性的定量研究”,转向九十年代更为综合化的研究方法。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揭示的是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的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解释可以实现的,但却无法成为更为具体的语境化认识,即解读缺失。质的研究方法则是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最终形成的是关于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高度语境化的认识〔21〕,这需要通过解读才能实现。可见两者的合流与解释和解读的研究路向是暗合的。院校研究对高等学校组织的研究区别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学校组织的研究之处,不在于普适性,而在于立足点和服务的对象。前者立足于本校环境和历史,面向本校,后者关注规律的探求和具有共同特征的现象研究。两者只是“目的”和“手段”的差别。
   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理论界对于院校研究的理论贡献较为贫乏,直接影响人们对于院校研究认识的提高和开展院校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2〕。也有人认为,为院校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任务,与院校研究工作者无关。这与用院校研究来沟通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做法是南辕北辙的。况且作为一个行业组织来说,自身不谋求理论发展是走不远的。因为院校研究者本身担负了在立足国情下如何推进院校研究系统发展的问题,所以将解释与解读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整合起来不失为解决院校研究发展困境的重要思路。
   有学者曾对院校研究过程作过一种描述性定义:“院校研究是基于以下环节的研究活动:收集一所高校的内部状况资料,收集该校外部环境的资料;分析整理这些资料使之转换为有用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对学校的计划、政策、决策进行论证。”③前两个步骤是基于学校历史和环境的基础研究,而不是应用阶段,最后一步才是应用于实践。从中我们窥见了两条路径的互通互融,既是时间上叠加的共融,又是研究阶段中各自的丰富与发展;既是空间并行的研究路向,也是两者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的结论。总之,“和而不同”但求殊途同归,使院校研究在经历了发端、发展、兴盛三个阶段之后能真正进入成熟阶段。
  注释:
  ①出自刘献君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10级博士讲授院校研究课程的内容。
  ②美国院校研究会对院校研究职能的具体阐述,见http://www.airweb.org/?page=16.About AIRMISSION:The 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s to support quality data and decis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③Maassen,P.A.M.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Organizational.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Forum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England:Loughborough,1986:22-25.
  参考文献:
  〔1〕周光礼.政策分析与院校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J〕.高等教育研究,2009,(10):41-43,44-47,48.
  〔2〕周雪光.方法·思想·社会科学研究〔J〕.读书,2001,(7):32-39.
  〔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7.
  〔4〕蔡国春.“院校研究”:国内研究进展与文献述评〔J〕.高等教育研究,2004,(5):47-49,50-52,53.
  〔5〕刘献君.院校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5.
  〔6〕陈廷柱.哈佛大学院校研究述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2-4.
  〔7〕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研究十年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2010,(9):41-48.
  〔8〕王洪才.院校研究:转向还是逃避〔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3-8.
  〔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13.
  〔10〕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J〕.社会观察,2006,(6):32-33.
  〔11〕杨雪翠.略论微观史学对教育史研究的启示〔J〕.教育学报,2010,(5):114-119.
  〔12〕崔素娟.从理解和解释看人文方法和科学方法的统一〔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9:30.
  〔13〕周 川.院校研究的性质与特征〔J〕.教育研究,2003,(7):32-36.
  〔14〕刘献君.院校研究论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5):27-34.
  〔15〕刘献君.院校研究的基本范式:定性模式与定量模式〔J〕.现代大学教育,2003,(3):7-11.
  〔16〕朱 剑,杨 颉.美国著名大学院校研究机构解读〔J〕.比较教育研究,2007,(1):70-74.
  〔17〕蔡国春.“院校研究”是什么,不是什么——解读美国“院校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5,(11):27-31.
  〔18〕Air is the Premier Source of I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EB/OL〕.(20110324)〔20120715〕.http://www.airweb.org/About Us/Pages/About AIR.aspx.
  〔19〕刘献君.《高等教育研究》要更加重视基础性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0,(11):19-20.
  〔20〕张庆辉.院校研究的三重困境:观念、制度与技术〔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3):62-64.
  〔21〕余东升.质的方法在院校研究中的适用性及其范围〔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6):104-108.
  〔22〕蔡国春.我国推进“院校研究”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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