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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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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6-28 12:03:00

  摘 要:大众传媒作为科学信息自由交往的传播空间与手段,在由“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和“专业知识的民主化”两方面组成的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随着科学传播模式以及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大众传媒将成为科学技术体系与公众互动有效介质,并将促进冲突性知识管理机制的形成,不断推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
  关键词:大众传媒;科学传播;科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122(2012)06-0022-03
  
  
  20世纪以来,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的经济繁荣。而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渗透性,引发了许多吸引大量公众关注和参与的科学——社会问题,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专家之间的纷争,让这一过程充满政治性,科学民主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大众传媒在这种变化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知识传播给公众,对其进行选择、强调,并在它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对其进行修整[1]。从近几十年发生的核能、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问题来看,当今的科学民主化仍缺乏对冲突性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机制,在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并将担当其应有的角色。
  一、科学民主化讨论
  科学民主化大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当科学以客观、可信的面目示人,以专业知识造福人类的同时,有可能成为科学精英的一种专有权利,从而威胁民主进程,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二是“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不被看作是更优越的,而被看作是不明确的、危险的和不完全的。在科学内部,科学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专家们已经不是中立知识的代表,他们可能只是在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辩,科学理性遭到怀疑,民主参与成为一种选择。
  “对技术统治的批判”,是对科学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自然延伸[2]。技术统治论或专家政治是科学主义或技术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特殊运用。技术统治论者认为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群体,才有能力在与科学有关的政治决策中发表意见,承担政治责任,科学的民主化甚至有可能妨碍科学决策的形成。事实上,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训练有素的科学专家除了专业素养以外,也许并不具备超常的政治判断力。
  “专业知识的民主化”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益凸显。发端于西方国家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对科学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首先提出质疑。随后,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争论和风险问题日益增多,诸如“疯牛病”、“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科学信用问题的出现,使得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愿望不断增加。而近年来,由科学引发的社会风险,甚至出现了所谓“风险的风险”,科学家也产生了焦虑,唯恐被投入到民主的暴政之中。
  科学的民主化已经成为可能,科学民主化的实践已经在开放社会中萌动。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科学传播为这种自由交往提供了条件,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一种介质。科学技术体系和公众的互动在科学传播的空间展开,成为科学民主化的主战场。
  二、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
  科学传播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研究中大致可以看出,科学传播因科学的发展,其内容、特点不断丰富和更新,早期的传统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单向传播,公众往往处于某种“被科普”状态。二战后,科学因其对社会的影响被重新评估,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对科学的怀疑和批评开始出现。为此,20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它倡导科学共同体、教育系统、大众传媒、产业界、政府和博物馆,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投身到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旨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90年代,则出现了“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等等新议题,科学咨询、共识会议、圆桌讨论和参与性技术评估等更加开放和互动的传播方式被采用。
  一般认为,科学传播有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也即传统科普,被认为是国家或政党立场,强调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缺失模型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强调自上而下的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民主模型则被认为是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3]。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却也都具有科学民主化的内涵,或者说对科学民主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其中的“民主模型”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在继20世纪60年代提出“缺失模型”之后建构的重要科学传播模型。它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民主模型”预示着科学传播理论正从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个子集,向着摆脱“科学+传播”的简单框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4]。民主模型倡导对话和协商,公众成为科学事务和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公众讨论和冲突解决机制为解决科学产生的社会的、伦理的甚至政治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学传播模型来源于科学传播的实践,打破知识鸿沟和权力鸿沟同样需要实践的空间。从科学传播与科学民主化实践的空间看,除了科学机构、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技政策领域外,还有明确致力于科学传播的空间,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尤其是网络等新传媒技术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有效的互动平台。按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范式在于它不仅是展示科学的平台,而且就此形成了科学的公众形象。
  三、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大众传媒角色
  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传媒,是有着不同旨趣的两个群体,科学是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工作,创造知识,接受同行评议。大众传媒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新闻记者用新闻的语言转述科学知识。基于发行量和收视率的需要,新闻性是主要的追求目标。因此,就科学的一般性质和媒体的需求而言,科学的知识体系并不是新闻的最佳来源。此外,也还存在着媒体对科学文化的偏见、科学家和记者在时间尺度、优先次序和客观性等问题上的差异[5]。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观点,当科学成为新闻时,专业媒体或许还可以从提供战略性专家知识入手,大众传媒则往往采用“轰动性”和“骇人听闻”模式。然而,大众传媒的角色并非只是“猎奇的”和“肤浅的”,在科学传播理论日益成熟和丰满,科学传播多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下,大众传媒的视域变得广阔,形成了多种层次的科学传播,比如从教育背景来理解的知识层次;从商业和政治背景来理解的实用层次;将科学理解为文化实在和资源的文化层次;以及在“民主社会”中理解和使用科学的公民层次。大众传媒在不同的传播层次和科学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科学情景视窗、科学——社会媒介、科学讨论广场以及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一)科学情景视窗角色
  就大众传媒的新闻、宣传、教育和娱乐的内容属性来看,科学情景视窗主要以传播知识为主,也起到通报信息的功能,向社会报告科学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中心广播的作用。据中国科协统计,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我国公众获得科学信息的主要渠道。2010年,我国公众从不同媒体获取科学信息的统计如下:电视85.7%;广播24.6%;报纸59.1%;图书刊物34.6%;网络26.6%[6]。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渠道在2005年的数据为6.4%,显示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大众传媒在时间、内容上加强科学传播将是有前途的做法,比如增加版面、设置专栏、打造品牌等。另外,以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期刊为代表的专业科学媒体是科学信息的可靠来源,大众传媒有效利用和新闻化这部分内容,将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发挥传播科学信息和培养公众科学素养的功能。因此,大众传媒应加强与科技期刊的沟通,西方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建立的比较固定的信息发布和信息反馈渠道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提供的EurekAlert!系统,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30~40篇各种科技期刊即将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7],发布科技方面的事件、图像和背景资料。
  (二)科学—社会媒介角色
  有关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自默顿以来,已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社会发展中,科学呈现了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创造了巨大社会生产力“阿拉丁的洞穴”到威胁人类的“潘多拉盒子”的多种面目[8]。在科学与社会分离,以及科学呈现日益严峻态势的情况下,科学共同体有必要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赋予科学与社会互动以新的视角,促进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强化科学与公众的对话,拉近科学与社会的距离。
  对科学界来说,大众传媒依然是其确立合法性的首选,公众理解科学作为缺失模型虽然不断遭到诟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科学传播模式。例如,作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发起者,英国是公众理解科学方面领先和极富创新的国家,在发展大量与科普有关的各种组织、技术和活动方面居领先地位。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认为大众媒体需要的更多和更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努力。提出要对培训科学家利用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给予一定的关注。相关的行动包括媒体工作室计划,培训科学家有关媒体沟通的艺术;奖学金计划,保证科学家们能够与媒体一起工作等。皇家学会设立了让专家与记者接触的科学媒体中心。这些举措也为媒体建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形象提供了条件。
  (三)科学讨论广场角色
  在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9]。在大众传媒创立的科学讨论广场的空间,科学家、政治家、媒体的新参与者、厂商、新闻记者、公众展开科学议题的讨论,形成争议性科学的有效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讨论的科学内容,来源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商业化支配与本地化知识运用等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英国《每日邮报》和《快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转基因争论”提供了讨论空间,正式建立起“英国转基因国家工程”[1]讨论机制。尽管政府对媒体的“骇人听闻”模式满怀抱怨,但终究于2000年年初在《星期日独立报》上做出让步,并表示了国家实现政府管理体系公开、透明和全面性的决心。2002年夏天,英国政府正式批准转基因国家工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转基因问题大讨论,工程涉及一系列的研讨会、问卷、审议及科学评估,仅公众讨论就包括了大约630个地方性讨论小组、40个郡县委员会讨论小组和6个区域讨论小组,大约有参与者20000名。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和各种利益机构网站在内的媒体则担当了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成为观点碰撞的舞台。在此基础上,2004年的一场共识会议把大讨论推向高潮。
  (四)政策议程推手角色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0]。在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看来,媒体掌握着民意的制造过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建立起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角色[11]。科学政策也不例外,在一些重大的具有争议和社会风险的科学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大众传媒或将成为政策咨询的主战场,扮演政策议程推手的角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化实践走向规范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在媒体的推动下,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PM2.5事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PM2.5事件为例,从2011年10月美国大使馆自测空气质量PM2.5指数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危险”级别开始,PM2.5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线。11月中旬,环境保护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第二次征求意见。12月,环保部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2012年1月,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开始监测并发布PM2.5数据。2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在整个事件中,微博这种新兴媒体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12],设置了环境政策讨论的议程。大众传媒把科学危机置于争论的风暴眼,促进了正式决策的形成。而这种决策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科学模式和政治模式,走向了协商主义模式,走向了民主。
  在分析大众传媒在科学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时,不可否认大众传媒还存在着负面的角色和功能,比如为单一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狭窄性、扭曲事实的出发点以及对商业利益的追逐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的新型参与和传播方式将更加丰富。作为内容和技术的组织者,大众传媒在解决好开放空间还是单一管道,客观优先还是主观臆断,编辑方针和商业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将把科学传播和科学民主化带进引人瞩目的领地。
  
  
  
  参考文献:
  [1] (瑞士)萨拜因·马森,(德)彼德·魏因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探求 科学咨询的新模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醒民.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 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2009(4).
  [4] 曹昱.科学传播“民主模型”的现实意义[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8).
  
  [5] (奥)乌里克·费尔特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6] 王章豹,伍正兴.我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7] 贾鹤鹏,赵彦.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意义、方法与挑战[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4).
  [8] 徐道稳.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默顿命题”评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2).
  [9] 艾志强.走向民主的技术[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10] 刘兵,侯强.科学传播中的议程设置[J].科技导报,2005(10).
  [11] (美)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2] PM2.5事件回顾[OL].网易新闻,201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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