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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婚姻法之实然与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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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7-25 12:05:00

  内容摘要 法律是国家规范与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社会中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不可避免会受其影响。60多年来,中国婚姻法在调解家庭纠纷、规范家庭秩序上已做出诸多努力,并已形成以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及老年人权益等为基础的婚姻制度。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家庭领域发生重大变迁,现行婚姻法在家庭建立、家庭维系及家庭解体等方面的部分规定已不适应变迁需要,法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愈发明显。从家庭发展视角考虑,婚姻法应从最低结婚年龄、家庭财产分割、离婚手续完善等方面进行调适。
  关键词 家庭发展视角 婚姻法 最低结婚年龄 家庭财产分割 离婚手续完善
  作者 1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祝西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南京:210093)
  经过长期积淀,中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与军事法等为主体的现代法律体系。其中,对社会影响最深的当属民法,它调整着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涉及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等。这些法律条文在规范个人行为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国家作为介入力量的值得肯定之处。对国家而言,毋庸置疑具有规范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但如何有效引导社会朝协调与可持续方向发展则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婚姻立法及现状
  家庭属于社会中的最私领域,国家若能明晰与家庭领域的权责关系,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社会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伴随儒家价值体系瓦解及士绅阶级调节失效,社会体系失去平衡,国家发挥权力优势颁布新《婚姻法》,促进了妇女解放及家长制的土崩瓦解,重建社会新秩序。[1 ]但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很快引发新一轮矛盾,饥荒及“文革”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家庭被掩埋在强大的国家之下。直到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的出台才回归家庭,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渐渐为现行秩序奠基。事实上,除婚姻法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收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户口登记条例等也是国家影响家庭的重要载体。但遗憾的是,这些法律未能有意识地贯彻统一的家庭政策,在不同侧面影响着家庭的发展与变化,具有一定的分散性。
  作为规范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婚姻法在分散的法律政策中最能体现对家庭的影响。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少子老龄化、婚姻稳定性下降、成员个体意识增强、家庭流动性增加、婚配形式多样化、单身及未婚同居增多、闪婚闪离和啃老族等现象大量增多,法律体制也在相应做出调适,以应对变迁所引发的不适。2012年两会,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就彰显了社会变迁与法律调适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现行婚姻法名实不符,主张合并《婚姻法》和《收养法》;有人认为现行婚姻法充斥很多婚姻危机的因子;有人认为婚姻法新解释会使生育率下降;有人认为婚姻法新解释会改变择偶观;有人认为婚姻法新解释对女性不公;另还涉及现行婚姻法顾了权利忽视公平、是有产者的重大胜利、伤害了丈母娘等评议,以及婚龄调整、房产划分、婚外同居补偿、家务劳动补偿、同性恋婚姻等讨论。这些讨论暗示婚姻法不仅涉及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社会及家庭影响深远,但始终表现出一种滞后性,即法律调适总发生在变迁之后。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从现代社会变迁及家庭发展视角重新审视婚姻法,明晰国家与家庭互动过程中的权责界限,以应对调适的滞后,最终完善中国现行法律框架。
  谈及婚姻法,最早可追溯到1950年,为废除封建家庭制度、重建新政权主导的家庭秩序而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婚姻法,其最大贡献在于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确定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等现代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时隔30年,婚姻家庭领域受政治活动影响遭致极大破坏,为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公民婚姻家庭权益,1980年第二部《婚姻法》出台,不仅放宽了离婚条件,也扩大了亲属关系调整范围,还提高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随后,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做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形成现行婚姻法条文。
  鉴于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2001年12月24日和2003年12月25日先后两次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前者集中在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处理程序及法律后果、子女抚养费、离婚损害赔偿等考虑,后者针对彩礼是否应返还、夫妻债务处理、住房公积金及知识产权受益、自主择业费处理等细节问题。若以上解释目的在于根据情景变迁明晰条文中的争议点,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更能体现时代需要。一方婚前贷款所购不动产性质的认定、父母为子女结婚买房、结婚登记瑕疵处理,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亲子关系诉讼中当事人拒绝鉴定的法律后果、协议离婚的财产分割协议效力的认定等解释,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社会所发生的系列变化,如房地产热、高离婚率、夫妻关系平等化等。
  可见,法律本身需要与时俱进。婚姻法的“两修三解释”是国家不断自我调适、适应社会变迁的真实写照。但是过于频繁的法律调适,也表明中国法律制定时缺少预见性,背后折射出中国立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婚姻法立法的基本准则,社会及家庭变迁是法律修改与完善的现实来源及依据的前提下,也应提升法律实效性并兼顾稳定性。
  现行婚姻法与变化中的家庭
  随着经济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大量风险和诱惑不断挑战家庭。而半个多世纪的婚姻法调适过程,正体现国家有意识地通过政策调控手段对家庭施加影响,以应对家庭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风险。不过,任何政策不可能完美无缺,由于过多介入或内容差异,带给家庭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
  第一,家庭建立。《婚姻法》(2001)对其做出了相关规定,确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了家庭弱势成员的合法权益,明晰了重婚及家庭暴力等应承担的责任,并对结婚条件作了相关限制,维护了平等、和睦和文明的家庭关系,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做出了贡献。较之于1980年《婚姻法》,国家在无效婚姻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并新增补办结婚登记的条款,以回应重婚现象增多、破坏一夫一妻制、影响计划生育等问题。维护婚姻秩序方面的国家作用显而易见,亦不乏争议。

  以最低结婚年龄为例。从表1可见,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最高的国家,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在16~18岁之间。个体发育到性成熟,12岁即可生育。旧中国,大部分群体15岁已结婚,16岁则为人父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指出: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若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从生理或法律约束力看,16岁心智已基本成熟并可承担法律责任,但婚姻法对最低结婚年龄规定却分别高出4年(女性)与6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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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出于人口快速增长及计划生育考量,1980年《婚姻法》比1950年《婚姻法》最低结婚年龄调高了2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口的数量控制。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年均人口增长率已从1962~1982年的2.09%下降至2000~2010年的0.57%,比1990~2000年间的1.07%还低0.5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00~201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45左右,属于超低生育水平。[2 ]这表明,中国不再需要通过限制结婚年龄来控制人口,而应为更多家庭的建立创造良好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出于家庭在内的社会环境及思想观念变化考量,这一政策规定有时会成为健康家庭形成的某种障碍。现代科技进步及影视传媒发展使信息获取不再困难,经济增长、物质生活及营养水平提高使个体生理成熟提前,国际间交流增加及观念融合促使社会包容度提高,婚姻挤压带来的恐慌向家庭蔓延,多元婚配形式及性观念解放挑战婚姻对个人的意义,非法婚姻、未婚先孕、人工流产及不婚不育等问题不断成为社会热点,而这些问题部分与法定最低结婚年龄过高有关。例如,未达法定最低结婚年龄而想结婚者,可能会采用假身份证或虚报年龄办法形成非法婚姻。未达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同居者,未婚先孕或人工流产风险增加,不仅危害妇女健康与胎儿生存,也使男女当事人及其双方父母乃至整个家庭情感受到不利影响。国家确定最低结婚年龄的初衷,只为更好规范家庭秩序,而家庭层面出现的系列问题,则表示法律已有不适之处。
  除此之外,《婚姻法》还存在其他争议点,也是影响家庭建立的重要因素。如结婚手续,只要备齐材料、交付9元费用、当事人双方及两名证婚人在场,男女双方即可建立新家庭。但结婚程序越是便利,越易让男女双方忽视婚姻过程。针对现阶段出现的闪婚闪离现象,国家有责任以树立家庭责任感为目标,通过增设办证过程中有关婚姻及其对个人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意义等相关内容的教育,让双方意识到婚姻并不只是“一纸婚书”问题。当然,婚姻法作为国家介入家庭的载体,应尽可能不涉足家庭内部,而只做原则性规定。
  第二,家庭维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所言,家庭是一种对资源、照顾、责任和义务的共享。[3 ]不过,需要承认现代家庭所面临的工作压力、生活风险、代际照顾责任、住房困难程度等远高于费孝通先生所在的时代。美国家庭与消费科学协会(AAFCS)早在1975年已将家庭界定为分享与责任的联系网络,血缘、法律关系、收养与婚嫁等因素并未被完全纳入,高竞争、大压力、物质主义、成员间缺乏沟通、孩童照料时间增多、暴力犯罪、性困扰等是维系家庭的重要障碍。在中国这样传统与现代并进的转型时期,有理由相信:夫妻权责规定、亲子代际交流、家庭生活质量等仍是维系家庭的主要因素。婚姻法在维系家庭介入方面,应创造适合这些因素发展的良好政策氛围。
  当然,考量《婚姻法》(2001),国家已做出努力:如提出夫妻间应相互忠实与尊重,家庭成员间应敬老爱幼、互帮互助,共同维护和睦、平等且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明确家庭财产划分包括共有财产、一方财产、约定财产等;界定家庭成员间相互的代际责任与义务,尤其关注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与教育;对于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及犯罪,也做了详细说明。国家尽可能地运用自身权力去维持家庭秩序,并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遗憾的是,这种父权式的保护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为家庭破坏的起源。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婚姻法解释(三)大范围对夫妻财产分割规定所引发的系列争论。
  国际通例的夫妻财产分割制度包括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而法定财产制又包括夫妻共有财产制和夫妻分别财产制。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实行夫妻共有财产制,有些国家的共有不仅包括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也包括婚前财产。德国实行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以净益均分为主,夫妻双方各自财产分属自己。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夫妻分别财产制度,即婚姻对财产没有影响,无论是婚前各自拥有财产或婚姻存续期间财产所得都分属自己。而在美国,则两种制度并存。①无论何种制度,都是法律约定俗成的。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家庭,财产毋庸置疑是共有的,共同经营家庭涵盖如何增加家庭总收入。但是,婚姻法解释(三)第6、7、10条对夫妻房产的新规定,虽然响应了夫妻分别财产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却是对中国传统财产分割惯例的挑战,撼动了中国大部分家庭的财产维系纽带,因而争议难免。
  近10多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高房价使年轻夫妇需父母支援或赠与、借贷等,房屋成为绝大多数家庭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现行法律的调适,在积极层面能保护个人财产,防止以物质为目的的婚姻;也能提升公民个人权力本位,鼓励独立自主的婚姻,并维护公正理性的婚姻观。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不利层面:一是现阶段中国女性还处于相对弱势,若单以房产作为男女平等的标准,岂不直接忽视女性在家务及养儿育女方面所做出的非物质性贡献。尤其是农村女性,房屋基本上是男方提供,一旦离婚就意味着净身出户,这对她们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二是过多运用市场化原则处理家庭房产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婚姻家庭属于伦理实体,夫妻财产对夫妻关系具有依附性,即有了夫妻身份才有夫妻财产。最为重要的是,法律对家庭财产等内部问题过多介入,实际是在破坏家庭自我恢复及维系能力,使得家庭成员过多依赖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可快速适用的法律条款,从而出现婚姻法解释(三)所引发的“房产加名潮”。房产加名对稳定婚姻固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突兀的法律介入并不能使家庭直接受益,反而可能成为婚姻危机的导火索,使一系列家庭矛盾显性化。可见,通过法律来回应家庭变迁需要谨慎,极小的决策都可能引发中国社会大范围的变动。

  第三,家庭解体。《婚姻法》(2001)中近十条及相继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中都直接涉及家庭解体后的相关法律条款。其中,争议较多的当属离婚手续简单化及婚后财产分割问题。为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1950年国家介入实现了妇女解放并构建了婚姻自由制度;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通过减少结婚和离婚的行政干预,并简化结婚与离婚的程序,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形式自由,如只需备齐相关资料并缴纳9元工本费即可办理协议离婚手续。
  纵观世界多数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的离婚制度,国家会采用财产分割偏向弱势、提高赡养费等手段尽可能维护婚姻并保护弱者。英国离婚更多考虑儿童权益,离婚手续上至少需持续15个月,在此期间,当事人双方必须对孩子未来安排及财产问题做周全的思考,法院及相关社会辅导机构也会出面调解双方矛盾,尽可能稳定家庭与婚姻。因女性主要处理家务,日本离婚也偏向女性,女性在离婚后最高可获得丈夫退休金的一半。加拿大申请离婚的双方,必须具备三种“婚姻破裂”为标志的离婚条件,如分居一年、通奸及虐待等;离婚前,联邦政府要求夫妻必须保持冷静,至少必须将包括子女抚养权、子女探访权等25条内容思考周全,同时有一个月的缓冲时间,以此保证婚姻的神圣性。可见,面临日益增高的离婚率,各国均采取不同策略积极应对。即便是最为自由的美国,向来对离婚也有严格的限制。
  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离婚手续简化来体现自由就显得有些不妥。毕竟,离婚对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是伤害,不仅伤害当事人本身,也对子女成长及父母养老造成不良影响。国家在家庭解体方面,不能为了减少离婚率而刻意增设离婚难度,但也不能毫无限制。已有政策所规定的“感情破裂”作为批准离婚依据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如何界定感情破裂也需进一步思考。另外,协议离婚中,不能简单听从夫妻双方,如何通过第三方协调或引入公证程序,在更大程度上将家庭解体的可能性伤害减少到最小,这也是婚姻法不可回避的问题。
  家庭发展与婚姻法调适
  婚姻立法在于规范婚姻家庭关系,使其在国家可控制范围内发展。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等都是出于该目的而确定的原则。为何初衷很好,但长期实施下来却对家庭诸多方面产生不利影响?法律本身的两面性是不可避免的,尽可能减少负面效应也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比如,国家在最低结婚年龄规定、家庭财产分割及家庭解体程序等方面的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家庭的维系与发展。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三者直接回应的都是即时家庭所发生的变迁或法律实施困难程度等,相对缺乏发展的眼光与视角。西方国家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上世纪末已将家庭相关政策从强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转为从战略发展角度支持家庭,包括从对市场干预转向家庭、从公民权利转向权责共存、从缺陷干预转向资产投资,并在政策中注入发展成分,将家庭看作是经济与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焦点,过程中不仅保护儿童、支持家庭,也帮助社会成员实现工作与家庭责任平衡,更重视社会预防。[3 ]因为他们认为面对社会变迁,只有以人为本、保障和支持人的发展需要,社会和国家才会有更强劲的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而家庭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源头,政府必须尽可能促进家庭功能发挥并保障对儿童足够的投入。但我国所制定的婚姻法还较少触及这些问题,若再不及时调适,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将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法律导向也就只能是不断应对问题而非防患于未然。因而,婚姻法调适中必须引入家庭发展视角。
  在此,还需明晰以下两点:一是家庭发展视角认为家庭不仅是具有自我调适能力及发展潜能的能动载体,而且是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因此,一方面,法律制定不仅要考虑将家庭参与角色从被动转向主动,而且要明确政府、市场、社区、家庭乃至每个公民都是参与主体,都有责任、动机及行动去影响法律,以制定出更有利于家庭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家庭需要不断自我调适,从家庭资源、生命周期发展、成员互动方式、家庭压力源、家庭文化规范及社会支持等方面挖掘自身潜能,以提升自我凝聚力和政策适应力,为实现最少外在干预下自我调适最佳状态。二是婚姻法中引入家庭视角,并非易事。婚姻法作为国家正式颁布法律之一,从实行、修改到完善至少需要数年时间。若考虑到法律变动,鉴于其影响范围与实施效力,调适婚姻法需循序渐进。
  根据现阶段婚姻法规定及家庭发展情况,并考虑发挥家庭自我潜能,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调适非常必要。
  首先,最低结婚年龄男女各下调两岁。中国自1980年以来过高的最低结婚年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但不利于家庭的建立与维系,也已导致部分家庭自我调适功能的失调。《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现有1.8亿单身人士,其中23.8%的单身者的父母正在帮他们四处寻找对象。[4 ]与此同时,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及单亲家庭形成,也预警家庭问题的出现。可能有人会担心,若最低结婚年龄下调,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婚潮及出生高峰。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很难避免,但只会是少数人的行为。因为在影响结婚的众多因素中,最低结婚年龄规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次要因素。尽管中国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最低结婚年龄分别是22周岁与20周岁,但真正在达到最低结婚年龄时就选择结婚的人还是少数。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以至于初婚年龄推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现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最低结婚年龄降低本身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空间,正由于这种选择的自由及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的退出,社会成员会更为理性地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而无论是家庭建立过程,还是多元家庭的形成,都是家庭作为能动载体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
  其次,家庭财产分割制度应引入虚拟时间区隔。家庭财产分配产生基础是私有制,而父权制社会的大量财产主要是通过家中男性年长者分配给其他成员的。但随着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及财产量的增加及质的分化,通过某一成员来分配已难实现公平。另外,家务劳动是否可从经济层面来进行界定、男女双方赚取的财产收益、由财产本身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如何划分等问题,单靠成员间的讨论及协议也难以达到,毕竟在中国社会,财产分配是与家庭成员间情感相联系的。与此同时,家庭财富分配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分配格局。有鉴于此,当家庭财产分割出现严重分歧甚至诱发激烈冲突时,私领域的个人或家庭问题就转化为公领域的社会问题,此时公权力介入是必须的,但介入程度的把握相当重要。现阶段,家庭房产归属、父母房产赠与、夫妻共有财产界定等方面,显然有国家介入过多的倾向,为社会提供了太多可争议空间,如有失性别关注视角、家庭主妇权力被剥夺等。

  利益调控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5 ]笔者认为:一方面,国际法已明确规定必须尊重个人私有财产,家庭中每个成员通过自己辛勤劳动所获得的物质收入,不能因某一项法律条文规定就予以分夺;另一方面,家庭从成立之日起,成员间形成的不可替代的维系纽带,就意味着家庭成员将区别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间不仅可共享共同生活空间、抚养子女并赡养双方父母,还应共同分享部分家庭收入。因此,以家庭发展阶段与婚龄长短作为依据来划分财产,可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二者,又能赋予家庭更多主动权。例如,可将夫妇按照是否生育子女分成两类:一类是未生育子女者。如果夫妇婚龄不足5年,财产分属个人,双方只履行相互照顾义务而无分割财产的权利。如果婚龄满5年不足10年,财产可部分分割,但原则是要部分保证财产私有性。如果婚龄满10年,财产以共有为主。另一类是已生育有子女。如果婚龄不足5年,财产可部分分割。如果婚龄满5年,财产以共有为主。父母与他人赠与的财产超过一定的时间(如10年),视同夫妇共同财产。
  再次,离婚程序中应增加夫妻情绪冷静期与延期审查制度。一方面,家庭是现存社会个人最有效的情感归属地,一旦家庭成立并得到维系,意味着家庭开始发挥情感维系及福利共享等功能。另一方面,家庭对于每个成员而言,也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俗语,正说明家庭具有一定的自我调适功能。现代社会的浮躁已延伸至家庭,在压力和各种诱惑下,情感冲突易超越理性,成为家庭危机的主导因素,加之便利的离婚程序,家庭解体可能性增加。但时间能使夫妻审慎、冷静地思考自己的离婚决定,时间也能消弭离婚意思形成过程中的非正常因素,使夫妻做出正确的意思表示。“冷静期”或调解程序的设置决不是多余之举。因此,分居期限或诉讼延缓制度的设置是解决离婚中意思表示不真实和意思表示变动性的一种较好的立法选择。[6 ]
  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看,一个过分容易的离婚制度,一个把婚姻和离婚后果的支配权完全交给当事人的离婚制度,损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个人和子女的利益,它从某种程度上损害的是社会公众对婚姻制度的信心,损害的是婚姻的尊严。[7 ]对此,全社会都应该动员起来,共同维护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婚姻”这份宝贵的遗产。国家应从行政程序上把关,严格审视“感情破裂”标准,更多考虑家庭弱势成员的利益;各类社会调节组织应联合起来形成婚姻家庭调解组织,尽可能协助家庭解决导致解体的系列障碍;家庭成员间的潜能应被开发出来,作为维系家庭的最后纽带。家庭若面临解体,国家从法律上确定缓解期,更利于以上措施的实施。毕竟,家庭发展应以家庭存在为前提,不能说完全排斥家庭解体的可能,但尽量维系家庭存在是必须的。
  回顾以往婚姻法的修订历程,以法学专家为参与主体的咨询团队,多是从司法判决角度,更多考虑微观层面的婚姻与家庭,而忽略宏观层面法律对家庭及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致使法律存在一定缺漏。为避免这种局面,法律研究与修订应更多引入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与考虑问题的视角,尤其应让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法律制定与修订。从家庭发展视角考虑婚姻法,正是为更好地修订法律所迈出的第一步。
  无论最低结婚年龄调整、财产分割制度修订还是离婚手续改进,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功能正常发挥,并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促进家庭全面发展,婚姻法还只是政策环境的一个方面。需铭记:任何一项政策法律必须考虑国家是否具有可介入性,只有在不违背自然状态时的家庭发展规律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国家的介入是有效的。法律本身具有利益导向性,其不可能顾全每一方利益,但若能使各方利益伤害尽可能降到最低,这项法律的修改就是有效的。法律完善必须要考虑到修改周期与影响对象变化之间的矛盾,而尽可能缩小这种差距则需要引入发展要素。法律还需要明确无论对象发展到何种程度,法律政策不是影响它的唯一因素,而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为它创造一个适合其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
  [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老龄化社会与服务体系、公共政策研究”(课题编号:2011ZDAXM017)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美国的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路易斯安那、内华达、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华盛顿和威斯康星9个州、波多黎各和关岛实行夫妻共有财产制,其余41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维尔京群岛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
  参考文献:
  [1]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t China(second edi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7.
  [2]陈友华、胡小武.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南京社会科学,2011(8).
  [3]张秀兰、徐月宾.建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3).
  [4]李凤桃.1.8亿单身男女的生意.中国经济周刊,2011(2).
  [5][6][7]樊丽君.德国法定离婚理由研究.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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