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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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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7-26 13:11:00

 摘 要: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是中国科举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族交往与融合,也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科举制;民族地区;科举史;民族社会政治文化关系
  目前学术界关于科举制研究几成显学,国内外在该领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著。[1]虽然其中一些文章涉及到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上推行科举制的问题,但大多仅限于断代区域性或某个少数民族范围,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对具体问题的材料总结。[2]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古代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影响做一粗略的整理和概括,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
  目前学术界关于科举制产生的问题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 目前学术界关于科举制起源产生问题意见不一,主要有“察举为科举论”、“隋代起始论”、“唐代起始论”等,参见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四章“科举起源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但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国家关于官员选拔的制度安排,中国古代科举制源远流长,从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看几乎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就制度的传承与流变的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而言,它可以分为先秦至隋的起源阶段、隋唐时期的形成阶段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成熟阶段。钩稽史籍文献,不难发现科举制在其不同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开来。
  科举制产生的思想渊源是先秦时期“选贤任能”的儒家政治管理理论。自秦汉建立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后,中央王朝就十分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统一问题。秦并六国,厉行“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奠定了中国封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汉承秦制,在官员选拔方面推行作为科举制初始形态的察举制。察举制自汉初始,到汉武帝时基本形成定制。当时,一方面是按郡国户口多寡比例定举额,另一方面则采取优待边缘州郡的办法,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第189页)。这说明科举制制在其起源初始阶段,就考虑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发展问题,对后来唐代科举按州、府、道大小定额解送及明清实行分区定额取中的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开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之先河。
  隋唐时期是科举制正式建立和形成阶段,同时这一制度也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当时,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今天的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省区,这些区域均有科举名额分配。据《唐摭言》卷一载:“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其荆南、鄂岳、湖南、西川、东川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福建、黔府、桂府、岑南、安南、岭南道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3](P2)虽然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科举名额较少,但说明科举制同样在民族地区实施则是不争的事实。据研究,贞观七年(633年)广西腾县李尧臣中进士,成为壮族地区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唐至五代,壮族地区士子共中进士12人。[4](P45)这在当时的教育水平很低,而且人口偏少的情况下,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当时虽然处于大理段氏政权统治之下,但也深受中原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有类似科举制的办法设科取士。据《大理行记》载,“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 可见,大理国也实行了类似于唐王朝的科举考试。由于唐王朝的开明、开放的文化政策,在当时的国学、太学还吸收了藩属国的生员。例如太宗贞观五年以后,“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无何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今古未有”( 《文献通考》卷41《学校二》)。
  宋朝是科举制的发展时期,科举考试制度日趋成熟。有宋一代,十分重视在边远民族地区的科举,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照顾。据《宋史?选举志》载:“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还规定“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给借职券,过二千里给大将券,续其路食,皆以学钱给之”,以保证那些路途较远的考生的旅费和伙食费。宋时北有大辽、金,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国,其直接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仅限于今川、黔、两湖、两广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考生也要到北宋都城开封参加科考,路途遥远,士子要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异常辛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决定在四川设立科场,并派考官前去监考。高宗二十九年,“蜀去行在万里,可使士子涉三峡、重湖耶?遂诏监司,守倅宾客力可行者赴省,余不在遣中。是岁,四川类省试始从朝廷差官。”(《宋史》卷156《选举二》,第3631页) 南宋时,为了方便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士子参加科考,南宋政府曾规定,“四川州解士,只就安抚制置司类,省试毕,径赴殿试”[5](P58),即当时贵州士子要去四川参加科考,西南地区的会试科场设在四川。此外,对少数民族地区士子在录取时也采取特殊照顾政策,“时江南未平,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亦赐三传出身”(《宋史》卷155《选举一》,第3606
  3607页)。值得一提的是,在宋真宗时,高句丽始贡一人。
  与宋王朝并立而存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辽代在景宗保宁八年恢复了考试机构,并在圣宗统和六年正式开科取士。据统计,从辽兴宗朝开始,仅东北地区就有19位进士入仕途。[6](P119)尽管辽代统治者推行科举的目的在于笼络汉、渤海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从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科举考试的发展。继辽之后,金承辽、宋之制,也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金史?选举志》载:“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十一月”。金代科举之创建,就是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诏许诸人试测策论进士举”(《金史》卷51《选举一》,第1142页),这里的“诸人”,即女真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女真进士科的设立在中国科举史上,第一次给少数民族以相应的地位,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6](P1599)西夏王朝的统治者一直提倡习诵儒家典籍,传播儒家思想,以维护其统治,并建立学校,推行儒家教育。至夏仁宗时,西夏即开始实行“策举人,始立唱名法”[7](P619)的科举考试制度,以选拔人才。于是,西夏形成了儒士云集、文人荟萃的局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儒学的发展是西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8](P124   127)
  元朝代宋之初,认为北宋之亡在于科举制度使之人才文弱、社会重文轻武之风盛行,曾一度废除了科举,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才下令恢复科举。由于元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其科举考试中也一以贯之。例如,在考试科目的设置上,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又明确规定了,“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19页)。在录取人数方面更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虽然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明显要比蒙古、色目人多得多,但录取的人数却是一样的。元代的科举制度在仿效宋制的同时,各省按名额分配。全国“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21页)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色目人和蒙古人有同样的优待,而色目人中则以畏吾儿为主,其中也包括回回等31个少数民族。如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京师会试,色目人中举者75人。畏吾儿人在元代中进士者为数不少,粗略统计有13人之多,除此之外,在回回人中也占有不少的比例。有元一代,从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共举行了16次廷试,每次录取进士最少时50人,最多时100人,其中蒙古族就产生16名状元。[4](P42)元祚虽短,但其科举考试的水平已经相当进步了,在中国科举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明清时期,科举制日臻完善成熟,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也超过前代。明朝建立之初便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指导思想,并诏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卷69《选举一》,第1686页)明太祖朱元璋在一次给广西左右江溪峒官民的谕文中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威服者也”(《明史》卷318《广西土司二》,第8230页)。自明代开始推行改土归流,同时在民族地区实行科举制。据《大明会典?礼部三十五》载,永乐元年(1403年),令广西、湖广、四川土官衙门按照云南例选贡。永乐十八年(1421年),又令贵州选贡送监。在贵州东部,永乐十一年将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所设各府都建立了儒学,当地的土家等少数民族子弟可以和汉族子弟一样进入学府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弘治十三年(1500年),令“云南、四川、贵州等处,除军民指挥使司儒学军民相间一年一贡,其余土官及都司学照先年奏准事例三年二贡”,[9](P14)嘉靖二年(1523年),又奏准贵州宣抚司儒学生员一年一贡。于是,“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永、宣间,先后络绎。”据《云南图经志书》记载,明代楚雄府的彝族不仅“稍变其俗,更慕诗书,多遣子弟入学。今亦有中科第者”。“明末云南保山回族闪氏一姓,就有举人、贡生、进士21人;云南蒙自沙旬一村就有回族举人、贡生、进士13人;云南玉溪龙门附近的三个回回村子里,有举人、贡生、进士11人。”[10](P36)
  清朝入关后即举行科举考试,顺治元年(1644年)诏开科举时,“八旗人士不与”。到了顺治八年(1651年),方允许八旗士子应试。最初,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可,汉军、汉人为一榜。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乃诏同汉人一体应试。[4](P67)如明代一样,清代自雍正年间即开始对西南各土司统治之地,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流之后,在这些地区建立流官的统治,并推行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的事业。“雍正年间,云南丽江土知府改土之后,丽江县建立了府学、书院和义学,掌握汉文化的人便不像明朝时期那样只限于木氏土司一个家族了,一般富裕家庭的子弟也有了就学的机会,先后出现了能够掌握汉语文的文人学士,有许多人还登科及第。”[11](P1404)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俟熟番学业有成,令往教诲生番子弟,再俟熟习通晓之后,准其报名应试(《清朝文献通考?学校八》)。在西北羌族地区,雍正八年(1730年),松茂道郑其储题准羌民与汉“一体考试”((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七)。虽然由于清朝开放的文教政策,少数民族的科举考生不断增多,但是由于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其考中者仍然很少。有鉴于此,清朝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首先,为了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设社学、义学。据《清史稿》和《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就广设义学、社学,为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提供场所。其次,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在科考时还给予少数民族考生特别照顾。有史载:除国子监在学的士族生员外,每三年特批25名学额让云南土官族属及一般士人参加考试,考中者报经礼部核查后即视为生员。[9](P154)如乾隆年间云南石屏县彝族李元程、李元汉兄弟,李茂彩、李向礼分别先后中举。而对于云南举人赴京会考落选者,朝廷也特许在其中选择一些文尚可观、人才可用者侯旨录用,直接任命为第一级或数级的职务,而且不拘人数。此外,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差往筹划土司事宜的侍郎库勒纳关于“云贵二省应各取土生二十五名”(《清圣祖实录》卷二十)的奏请被采纳;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曰:“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饬,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清朝文献通考?学校四》);嘉庆十三年(1808年)规定:“苗疆凤、乾、永、保四厅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士子应乡试者,另立边字号,数在三十名以上,于本省额内取中一名,又苗生应乡试者另立田字号,数在十五名以上,于额外取中一名。”[12]道光、同治年间,湖南乾州厅苗族中举3人,嘉庆至同治年间永绥厅苗族中举19人。[9](P148)
  综上所述,科举制自其萌生特别是自隋唐确立以来,就不断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开来,无论是中央王朝还是地方少数民族政权都无一例外。毫无疑问,边疆民族地区的科举制实践是中国科举制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科举制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
  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对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培养人才、传承民族文化、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一)繁荣民族地区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科举考试,其内容与形式重在文化知识与才能,因此科举制的推行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水平,既为中央王朝在民族地区的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又为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条件。
  为了科举考试制度更好地在民族地区推行,历朝统治者都推行鼓励和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举措,带动了当地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如明代,在民族地区设府、州、县、卫所学、宣慰司学等,要求民族上层子弟入学,在选贡名额等方面还给予特殊的照顾;鼓励土官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并给予特殊的照顾;鼓励在民族地区普遍设立社学和书院以推行教化;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两广、两湖、川、黔、滇等民族地区吸引少数民族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断增加名额。据学者研究统计,明代在南方五省(湖广、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土官地区共建府学最多时达26所。[13]各级学校的设立,使得儒学在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和普及,人才辈出。像“贵州文风一开,人才日盛,学者明经登第而为世用者,往往与中州相伯仲”,[5](P90)中举人、进士者数百人。终明一世,贵州共录取举人1 759名(其中武举20名),进士137名(其中武进士32名)。[5](P145)由于明代起,把学校真正纳入科举考试之中,成为科举开始的附属物,因此,造就了一大批书院的兴起。仅贵州地区就共建书院达38所,[5](P121)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般来说,凡是科举制推行比较深入的民族地区,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相对较高;相反,凡是科举制实施比较薄弱的民族地区,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如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自隋唐以来就深受内地儒家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在南诏统治时期,还是后来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以下,该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相对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来说都最为先进,因此科举制在这个地区的实施也是最为深入的。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大理地区自元代以来,共产生进士217人,武进士14人;举人1 724人,武举人278人。[14](P82)同时,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自隋唐以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像广西壮族地区、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地区,也因科举较普及而与汉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接近。而那些科举制实施比较落后的民族地区,其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也相对较为滞后。例如蒙元时期,蒙古族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推行蒙汉分治政策,把蒙古地区与内地隔离起来,在清朝建国之初也是不允许蒙古人参加科举的,直到后来才有所改观;清廷的这一政策,也造成了蒙古族在文治武功方面的逐渐衰败,使得整个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整体落后。而像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科举制几乎没有涉足,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与内地差异较大,也相对滞后。
  尽管历代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教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为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传播先进汉文化,传承民族文化传统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因此随着科举考试制度在民族地区的推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也不断在民族地区传播开来,同时对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举考试对于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影响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云南大理白族地区。自唐代时的大理国开始,白族就很注意吸收和借鉴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在云南,积极吸收汉文化以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第一是白族。”[11](P628)白族知识分子不仅学习汉文化和汉语言,而且在白族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丰富和发展了白族语言和词汇。白族士子不仅学习儒家经典以投身科考,并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例如明朝景泰年间,白族文士杨黼不仅汉文化程度高,而且用白文书写了《词记山花碑》,对于保留和传承白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位白族士子李元阳考中进士,其主持篡修的万历《云南通志》及嘉靖《大理府志》仍流传至今。
  有学者在对回族历代科举所做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科举在回族中的实施,不仅是回族学习汉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并且是保持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途径。“即使在回族人民倡言复兴伊斯兰文化之时,也未忽视儒家文化的重要地位,而且积极追求“儒与回相表里,因一以贯之”的理想境界,力求使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理论上相互适应,并且一步一步在实践中进行具体实施,从而确立儒家文化在回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独具的特色,为两种文化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的共同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15]可见,科举考试制度在传播儒家文化和发展伊斯兰文化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土家族作为一个汉文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显然是得益于科举考试。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下令规定,凡承袭土司职位者,“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明史》卷310《湖广土司》,第7997页)明政府的这种强制推行汉文化的政策,虽主观目的在于加强中央王权的统治,但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土司、土官文化的提高,为土家统治阶层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人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土家族之所以没有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字,就因为他们长期与汉族接触的机会多,通汉语,因而习用汉语文的缘故。”[7](P646)土家族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刻的,因此,其聚居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是比较进步的。
  作为少数民族掌握中央统治权的元朝和清朝,以及与宋同时并存的辽、西夏、大理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也都十分重视吸收和借鉴儒学教育,推行科举考试,培养和选拔人才。虽然科举考试秉承的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汉文化,但其他少数民族通过吸收和借鉴汉文化中先进的因素,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使之与时俱进,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兴盛和活力。  (三)兴礼盛德,移风易俗
  科举考试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尤其是开闺乡试之后,便以其巨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对民族地区社会文化风气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对破除民族地区落后的风俗习惯和传播儒家礼仪文明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科举考试是各朝统治者文教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科举考试,使汉文化和中原先进的礼仪教化更容易在民族地区传播。成化十七年(1481年)二月,巡按云南右副都御史吴诚奏请令土官衙门各应袭子孙于附近各府州县儒学读书,“使知忠孝礼义,庶夷俗可变而争袭之弊可息”,明宪宗也认为“云南土官世修职贡,无敢违越,但争袭之风往往有之,盖虽由干政而未化于教也。其令土官各遣应袭子孙就学,如巡抚官及尔礼部所言,使蛮貊乘争之风潜消,而华夏礼义之化远暨。”(《明宪宗实录》二百一二) 据《明史?湖广土司》载:弘治十年诏,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故永顺司亦尝从学。据明代贵州志记载,明中期以后,贵州各地的社会风气有较大的改观,尊崇诗书,讲习礼仪成为时尚。如明万历年间的贵阳“渐渍文明之化,易兵戎为城廓,变刁斗为桑麻,民不喜争,士皆期雅”,“礼宗考亭,不随夷俗,文教丕扬,人才辈出”( 郭子章:《黔记》)。可见,这些都不能不归结为科举考试的功效。
  另外,通过科举从民族地区走出来的士子,在成为王朝的官员之后,也对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康熙三十五年,贵州巡抚阎兴邦曾奏请增加贵州乡试中名额说,“仕进之路既广,诵读之士愈奋,边地文化日益振兴矣”,认为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士子参加科举,得为流官,则可“入中原礼仪之乡,睹文物之盛,观感兴起,必有大变犷悍之习者”(《清一统志》)。
  (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科举教育有助于促进社会尚学风气,把中原儒家文化传播到边疆民族地区,使得各民族政治文化渐趋一统,中央王朝的统治基础和行政能力进一步稳定和提高,有利益于社会稳定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
  以明朝为例,明王朝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问题。明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顽,不预教之,何由能化?”而讨论的结果无疑是推行文教政策以“怀化”之。从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到明景宗景泰年间(1450—1456年),明政府为了稳定西南局势,在科举名额上不断向西南地区倾斜,多次诏令“云贵乡试不拘额”,“其云南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明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嘉靖十年(1531年)礼部奏折称:夷地边方如云贵、辽东等处,其人才不与中原比,一概考校,必多黜落,人怀无用之志,将来必至废学,恐非羁縻化道之深意也(《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事实上,在各土司统治地区,经常发生为争夺世袭官位而大动干戈、刀枪相见的仇杀事件,以致影响到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权威。而随着儒学在这地区的推广和各种学校的建立,儒家关于社会、伦理、人文的思想价值观念也随之传播开来,“使之明君臣、父子之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与调解土司集团内部矛盾的作用。
  历代中央统治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校兴学、大兴科举的主观动机就是希望利用教育和科举的价值导向作用,以“缓和其与少数民族上层以及少数民族上层之间的矛盾,以长期维护其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统治。”[13]尤其是明代,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各种地方儒学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为科举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二是培养土司制度的接班人,尽可能消除土司因承袭问题带来的争斗,保证土司地区的社会秩序和对明王朝的向心力。”[9](P17)即科举制可以消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内部的隔阂、离心和冲突的因素,从而使社会成员的行为逐步集中在一个以主流价值观为方向来释放其潜能,不断形成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可见,通过在民族地区推行科举考试,不仅可以化解或消除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起到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作用,还有利于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同时,由于科举的强大社会导向作用,使之在基层社会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在稳定基层社会、连接皇帝与庶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造就了士绅阶层,但由于国家每次开科取士的名额有限,所以这一阶层中除了小部分入仕从政、参加社会流动外,绝大多数人滞留在社会下层,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发挥文化普及作用。”[16]
  综上所述,科举制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对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科举制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发展
  科举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施,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以其强大的政治文化功能,促使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的认同与凝聚,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发展。
  首先,科举制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对大一统王朝的政治认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科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促进了儒学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交流和文化联系。统一的考试内容,使全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成为可能,更有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和价值追求,为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各少数民族在全新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努力保持自己民族的特色,运用儒学的价值和思维方式,整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而在新的高度上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5](P148)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近现代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新格局”。[17]科举制这种强大的社会功能,远比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的强制手段要高明得多。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格局,那么科举制则是推动这个车轮前进的重要力量,而且以科举制为凝结力的大一统格局,其内部结构更加紧密,联系更加深刻,更加稳固。正如有的学者在对明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进行研究时所言,“明朝在南方诸省少数民族地区开科招考,使一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进人封建仕途官场,到中央政权机关或汉族地区当官任职,这有助于改变封建统治阶级民族成份单一的情况,推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交往,促进民族融合。”[18]而元朝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元代的科举考试是中原汉族儒士学习和继承儒家传统文化,是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学习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它有力地促进了元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元代的民族融合。”[19]元代的科举考试对于民族间的融合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以清代科举制对满族的影响为例,“满族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加速了汉化的进程,科举考试的作用,除了要求满族人必须使用和精通汉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满族人在应试过程中,由于熟读‘四书五经’,而逐渐接受汉族信奉的孔孟之道,他们学作八股文和诗赋时,也养成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与文人风尚,科举考试还使满族人与汉族人结成同年和师生关系进而密切了两个民族的关系。”[20]   其次,科举制促进了民族认同意识与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科举考试是在民族地区传播汉文化最好的方式之一,也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在历史上爆发了许多的少数民族反抗中央王朝的起义,例如在黔、湘、鄂地区历史曾爆发过多次大规模的苗民起义,但是对于同样生活在当地的土家族人民来说,却很少发生这样的事件。这一现象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后者因科举程度较高而与中央王朝的政治联系相对紧密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由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汉文化,因此科举制在民族地区的推行,在传播汉文化的过程中也确定了汉族的主体民族的地位,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格局。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的基础,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和天下观念的政治认同。因此可以说,历代封建统治者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科举实践,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认同意识与统一国家观念形成的重要纽带。特别是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在取得中央政权之后,也无一例外地实行了科举制度,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也加快了其自身的汉化过程,最终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正统的合法统治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了把各种信仰、种族、观念、家庭背景、经济利益不同的人与国家政治取向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进一步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粘合剂。随着科举考试内容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如此众多的民族和各种利益不同的集团、人群不但没有分裂成众多小国家,而是不断走向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众多、信仰各异的中华帝国。”[2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在北部蒙古地区、西部新疆、西南西藏等民族地区均发生过少数民族上层企图脱离中央政府、分裂祖国的现象。而在同样地处中国大西南的云南并且是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与云南地区历史上科举程度较高、儒家文化的高度繁荣无不有很大的关联,当地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很强,虽然其民族自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但前提是在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之下的。可见,科举考试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治一体认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影响至深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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