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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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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7-26 13:14:00

 摘 要: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贬谪江州之前,白诗积极讽喻,对政治充满理想和抱负;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于泪下青衫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体悟、反思及透解,诗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一直延续到晚年。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是白氏一生诗风转变的津梁,其对唐宋诗歌嬗变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白居易;巴蜀诗;唐宋诗;嬗变
  白居易(772—864),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白氏一生创作颇丰,现存诗文3 700多首,“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1] (卷十一《白居易传》;P4305)。他一生经历了八位皇帝执政,政局动荡,更迭频繁,加之自己宦海沉浮,坎壈颠踬,故其诗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
  目前,学界多认为元和十年左迁江州司马是白居易诗歌转变的关键,而笔者认为,元和十三年冬到十五年夏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题下自注为: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表云:“臣以去年(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司马,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又据白氏《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巴曲春常尽,巫阳雨初收”,和长庆二年《商山路有感并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等,可知白氏离忠州刺史任时间为元和十五年夏。(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3,1207,1315页,以下注中简称“朱校本”。),其量移忠州刺史的经历,对诗人心态和诗风转向影响更大。当前研究白氏忠州诗的约有7篇,要之有白氏思想发生了从江州“闲适”到忠州“自适”的变化;白氏有归京期待和担心归京梦想破灭的焦虑;通论白氏江州和忠州时期诗歌有追求真实、注重反思感悟、内敛含蓄三特点;探讨白氏三峡和忠州诗抒情写景色调色彩结合、注意诗歌含蓄底蕴、开文人拟竹枝之风、善用比拟手法四特色分见陈忻《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高月《焦虑的期待——白居易忠州诗词及心态探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赵缈缈《试论白居易江州、忠州时期的诗歌特点》(《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鲜于煌《白居易三峡及忠州诗的艺术特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几种主要说法。诸家所论,多有缺憾,笔者认为,若说江州时期白居易沉溺的是“司马青衫湿”的感伤,及对朝廷复起的期待,那忠州时期他更多的是对人生命运、官场得失的反思、体悟及透解。这不仅改变了他后来的诗风,而且对中唐以后乃至宋诗嬗变影响深远。本文拟以白居易忠州诗为研究主体,旁及其不同时期笔墨写到巴蜀的诗歌,力求较全面深入地探寻白氏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的内在联系。
  一、白居易巴蜀诗是其诗风转变的津梁
  白居易忠州诗总107题116首,包括感伤诗37题39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3首)、律诗66题73首(含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后4首、忠州至长安路上1首)、长庆元年在长安回忆忠州诗4首。白氏非忠州时期写到巴蜀的诗歌总25题27首,包括蜀茶诗2首、江州送友人上峡和接弟行简下峡各1首、送西川杜相公诗1首、江州至忠州途中入峡前7首、忠州至长安路上感伤诗2首律诗3首、元和四年与元稹使东川唱和诗8题10首。也即白居易巴蜀诗总132题143首。
  白居易巴蜀诗变与其官场遭遇经历关系密切,其有一个渐变发展的过程。白居易出生于官宦世家,良好的家教氛围和传统,不仅造就了其特有的诗才,而且在少年白居易心中扎下忠君爱国等儒家思想的深深情根。贞元十五年(798)诗人28岁时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白氏以“拔萃科”甲第授官,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初进仕途,白居易是想有一番政治作为的,元和元年(806),他与元稹“闭门累月”针对“当代之事”写出75篇《策林》,元和三年至五年,三年的左拾遗谏官期间,诗人积极直言献策,并写下了很多“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白氏的“为君为臣为名为物为事而作”(《新乐府序》)的诗歌主张,实是其前期政治理想的宣言,但中唐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旧势力的仇视,并未给他更多施展抱负的空间,诗人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种下了贬谪的必然种子。正如诗人所言:“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2](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P4348)
  诗人“举动多忤累”(《适意》其二)[3](P318)权贵,自然会碰壁受打压。元和六年至九年,白氏丁母忧归居陕西下邽期间,回想之前十年复杂的长安官场生活,比对眼前的农村淳朴民风,再想想自己的“况多刚狷性,难于世同尘”(《自题写真》)[3](P311),诗人人生态度和思想悄悄起了变化,萌生了独善其身之念。正如清赵翼所言:“今以其(按:白居易)诗考之,则退休之志,不惟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赵翼《瓯北诗话》云:“《新唐书》本传,谓二李党事,互相倾扎,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于李宗闵,居易惧以党人见斥,乃移病还东都,是太和初年也。”赵翼又云:“《旧唐书》谓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则元和十年谪江州后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冀以裨益时政。然已为当时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4](P319)不过,此时白居易还只是流于口头的牢骚和自娱而已,思想和诗风的真正转变,我想还是反映在其巴蜀诗中,尤其忠州时期。一如白氏居渭上效陶体时自言,其时闲居无事,酣醉终日,“懒放之心,弥觉自得”后的“意会”之词,酒醒“自哂”,“知我者,亦无隐焉” [4](P399)。这还可从白居易元和十年遭贬之事中得到印证。元和十年,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中岳寺僧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副宰相裴度也受伤。白居易第一时间上疏请捕杀刺客,正好给早已不满白氏直言犯禁的权贵们落下口实和把柄,谤言将白居易贬谪到江州司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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