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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热点、问题及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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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8-02 12:35:00

 摘 要:国内关于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主要涉及道德教育有效性的研究缘起、内涵界说、成因分析和提升路径等方面。这些研究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又有停滞不前的势头。客观地评述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走向,有助于为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深入研究寻找切入点和搭建理论平台。
  关键词: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热点;存在问题;发展走向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1004
  收稿日期:2012-05-10
  作者简介:郑敏(1971-),女,安徽固镇人,教授,主要从事道德哲学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道德教育有效性问题已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理论热点,相关专业性刊物亦不断有这方面的成果问世。本文试对这方面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梳理,以期推动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并就其发展走向作可能性展望,以供研究参考。
  一、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的理论热点
  1.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缘起
  道德教育在中国历时几千年,但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织,价值与道德观念的多样呈现,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在西方价值冲击面前的无力感、传统与现代冲击的无用感和现实操作中的无位,使中国道德教育陷入了困境”[1],“揭示和破解道德教育的现代困境刻不容缓”[2]。李喜英同样认为,人们在面对历史上各种观点迥异的道德理论和现实中各种纷乱的道德教育实践时,往往陷入困惑的境地。“只有抓住决定道德教育宏观模式的基本矛盾并对之进行深刻的分析,摸清不同时代对道德教育的要求,找出道德教育发展的规律,才能明确方法,解除疑惑,便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实施道德教育。”[3]张康之更是直陈“以往的伦理学对人的人格修养过程寄予了过多的期望,对社会开展道德教育寄予了过多的迷信”[4],表达了对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怀疑。因此,道德教育有效性的深入研究仍是我们面临的长期课题。
  2.道德教育有效性相关概念界说
  学界对道德教育有效性相关概念的界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效性”。武汉大学的沈壮海第一次对有效性概念进行了界说,指出“作为一种价值属性的体现,有效性是指特定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所具有的相应特性,且这种特性又是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在与相应价值主体构成的价值关系,即对相应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离开了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特定属性,有效性便没有了得以确立的根基;离开了特定的价值关系,有效性也同样无从谈起。”[5] 但作者始终没有对何谓有效性作出明确界定,说明我们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间。
  二是“道德教育有效性”。有学者认为,“学校德育的有效性是指德育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实际收效程度和德育资源投入的高收益水平,即学校德育既能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同时,又能真正符合学生个性发展的实际需要,并能以最小的教育资源投入达到学生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的最佳水平。”[6] 杜时忠则将德育有效性的内涵理解为“有效益、有效果、有效率”三个层面, 即“德育目的必须符合主体的真实需要”、“德育活动的结果必须符合德育目的、目标”、“德育活动过程的投入必须符合德育目的及目标得以实现所内在要求的最经济的投入”。[7] 朱平进一步指认: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是指“一系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教育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与教育者所期望的目标之间的一致或吻合的程度,是行为的客观结果与教育者主观愿望之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8]
  三是“道德教育有效性弱化”。有学者“把语音的‘弱化’现象引入德育有效性问题,认为德育有效性弱化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德育的有效性并没有随着德育经验的不断积累、德育资源投入的增加、德育改革进程的推进而相应增强,反而有相对减弱之势。”[9]98学者认为应将德育效果与其目标联结,实现有效性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指认“德育有效性弱化是指教育者按照特定社会要求进行的、具有社会目的性的现行德育活动,未能满足社会对道德主体的目标需要,未能达成引领学生德性成长并走向善的生活境界,而出现的客观行为结果与社会需要和教育者主观愿望的不一致、不协调和失衡、失范的情境和态势。”[10]
  3.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弱化原因
  关于道德教育有效性弱化的成因,主要有几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校德育工作的‘功利化倾向’和‘知行相背离’”[11]是道德教育有效性“大打折扣”的原因。这种缺乏道德情感体验的“口号式宣传和政治强制式灌输”的教育方法,势必失去其“内在的精神诱导性和感染力”[12]。一种观点将“重社会价值、轻个人价值取向,重功利价值、轻人文价值取向”的“德育价值观和谐性缺失”[9]99归结为德育有效性弱化的根源。鲁洁进一步指认: “如果学校听凭学生各自选择自己的价值,那么,任何学生都可以为自己的任何行为做出在极端相对主义者看来是合理的价值的辩解。这种教育所可能导致的结果恐怕只能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13],失去道德判断的理性基础,滑向道德虚无。另有学者立足道德哲学的转向,呈现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认为“道德现象世界善恶同在的事实,证明道德教育‘公认的正当性’是种价值公设。这种公设建立在‘事实’与‘价值’的混淆上,遮掩了人们对道德教育内在价值悖论的认识,影响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发挥。”[14]
  4.道德教育有效性提升路径
  目前学界普遍存有“道德教育应回归生活世界”的观点。如麋海波认为,“当代道德教育向关注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境遇的生活世界回归,是生活的呼唤。道德教育需要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直面现实生活的道德困惑,生活实践中获得道德体验,从工作伦理走向对话伦理,并坚持主体性原则。”[15] 张华进一步指认,“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剥离是20世纪道德教育的一个误区”,因此,“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是未来国际化时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发展课题。”[16] 项贤明同样认为,“传统道德教育在‘知识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与学生生活发生了脱节”,“忘记了道德教育在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基础,忘记了道德教育的效果最终在现实生活中才能真正实现。”[17] 还有学者认为,要想走出德育困境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三个转变:道德教育必须以人为本;道德教育要回归生活世界;理解与对话是提高道德教育实效性的方法论追求。”[18]等等,不一而足。   二、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存在的问题
  上述可见,国内关于道德教育有效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有益成果,但就其整体而言,仍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研究方法多囿于单一学科。研究多单一学科方法的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色彩明显,缺乏多学科的整合与交融,限制了分析的广度和深度。
  2.研究层面的微观化。研究多徘徊在局部化、个别化层面的探讨之上,缺乏学理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的总体性考察,远没有由经验描述层面上升到理论理性层面,与当代中国利益格局调整、文化价值观念转型、生活方式变化等新的社会条件结合还不够紧密,远不能满足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的需要。
  3.研究内容不够深入。从总体上看,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单纯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建设范围之内,研究内容比较分散而不成体系,有一些重要方面还没有涉及。如对道德教育及其有效性的实质问题尚未讲清,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再如如何确立立足道德哲学转向的方法论视角问题,也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又如关于道德建设机制的研究不多,对道德教育及其价值在当代社会的实现机制等问题研究不够,等等。
  4.研究的重复性劳动较多。不少研究论文说的是一个意思,或是相近的意思,有的刊物前后发表的研究论文甚至也存在这种低层次重复劳动的现象,创新和深入发展的势头不明显。这一问题的存在,与研究队伍单一、素质不能真正适应道德教育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缺乏足够的现代性眼光和宽广的全球性视野有关系。这种基本上都是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圈内人”结合自己的工作与教学实践的研究,虽有它的长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是实用的,但长期下去难免会出现“原地转圈”、“裹足不前”的情况。因此,有关道德教育有效性的研究,需要更多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研究的“圈外人”参与其中,尤其需要具备上述学科综合性知识的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
  三、道德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发展走向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应主要向三个领域拓展和深入:
  1.立足道德悖论的方法论转向
  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一直以其显性的价值向善引导人们的道德实践,总是习惯于各种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说教,或者总是热衷于围绕“美德是什么?”“美德可教吗?”“谁能教美德?”“怎样教美德?”等诸如此类问题展开讨论。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说明善、忽略恶,劝导善、轻视恶的价值祈求。但“事实上,人在道德上是善恶并存的:善恶面对面地存在于人‘最初场所’的中心”。[19] “文明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一部人类的疾病史而已”(卢梭语),“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黑格尔语)。其实,这揭示了一个隐藏已久却又若有所现的重要问题,即道德现象世界客观存在着善与恶的悖论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肯定的东西上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死抱住纯善——即在它根源上就是善的,那么,这是理智的空虚规定,……正好把它推上成为难题。”[20] 近年来,有学者凭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道德问题”的理性直觉,进一步揭示了这一道德悖论现象,指出道德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反映的是一个道德行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实现的结果同时出现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殊情况。”[21]道德悖论“作为‘实践理性’展现过程中存在的自相矛盾与道德价值选择和实现的问题直接相关。”[22]这一方法论转向,无疑为我们在面对日益危及和动摇着人们道德信念的道德教育诸多二难困境的悖论现象时,反思与改进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直接帮助。
  2.彰显道德主体地位
  弗兰克纳曾指出:“从道德上讲,任何道德原则都要求社会本身尊重个人的自律和自由,一般地说,道德要求社会公正地对待个人;并且不要忘记,道德的产生是有助于个人的好的生活,但不是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23]换言之,人既是“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24]。“人是目的,而不仅是手段”(康德语)。“即便是伦理学问题,也不需要与自我中心论的视角彻底决裂,因为伦理问题与我的生活目的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其他的人,其他的生活历史,其他的利益格局,只有当他们在我们主体间所分享的生活方式范围内与我们认同、我的生活历史以及我的利益格局交织在一起时,才是有意义的。”[25]可见,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活动,道德需要本应人最本质的需要之一。然反思我国道德教育的传统,道德教育的理论过分突出了个人服从或顺从社会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偏离了“目的性价值”旨向。道德教育要走出困境,关键就在于重新认定人的主体精神,把人的尊严、价值与自由还给人自己,培养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道德教育适应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广泛性与先进性的调谐,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契合。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内在诉求和价值目标,就是要彰显道德主体地位,关注主体道德需要。
  3.着力道德实现机制建设
  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6]因此,根据真实的伦理精神进行制度设计和机制安排,建立道德责任实现的利益均衡机制、道德公平实现的利益补偿机制、道德秩序实现的利益整合机制,无疑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升。具体而言,建立道德责任实现的利益均衡机制,就是要建立科学的激励相容机制,使责任“明确且有限度”,“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27],因为任何关于无功利的道德说教,只不过是“虚伪欺人的江湖话”(马克思语)。同时需要建立一整套从责任规约到利益激励,从风险防御到法律维权等较为完备的制度,建立对道德失责行为的惩罚机制,使人们对符合道德规范的道德实践拥有足够的保护屏障,因为“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常常诱使道德失范行为的泛滥。建立道德公平实现的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营造一种抑恶扬善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环境的运行方式,实现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基本对称,从而在公平的基础上提倡和鼓励“利他”的道德情操,让那些甘于奉献、不图回报的道德主体在伸张社会正义,使他人受益的同时,“英雄流血不流泪”、“恶人必然遭报应”,实现社会最起码的伦理公平和制度正义。建立道德秩序实现的利益整合机制,就是要建立冲突各方的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利益协调等利益均衡的社会保障机制,厘清和规约利益各方的利益边界,努力寻求各方利益的结合点和平衡点,肯定和支持正当利益追求,纠正那些非道德、反道德的利益牟取行为,促使利益各方恪守利益边界,将其自身利益置于合理的利益限度之内,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进而实现利益冲突各方的力量制衡与利益相容,维护道德尊严,实现道德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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