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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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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09-13 15:29:00

  摘要:本文从信息披露的目标、理论基础、披露模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角度,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碳信息披露内容、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等环境信息披露领域的前沿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指出了碳信息披露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信息 温室气体减排 信息披露 企业价值
  一、环境信息披露理论与披露模式研究
  (一)环境信息披露理论 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起点的界定,学术界对“决策有用观” 持批判态度,较多的认同“受托责任观”,并拓展了“受托责任”的内容。Puxty and Laughlin(1983)从传统会计理论所倚重的新古典经济学出发来批驳决策有用观。Lehman(1995)指出,强调市场效率的决策有用观忽略了公平和正义,会计不仅仅是传送一组数字,还要传递与受托责任有关的信息,阐明使用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理由。Gray(1992,2001)分析了受托责任观的两个目的,即建立更紧密的社会关系并将权利交回给大众、增加组织的透明度,指出受托责任不一定要用财务计量单位来反映,并认为受托责任是关于识别责任并将有关责任的信息提供给有权利获得信息的人们。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基础的研究,则经历了从基于市场效率和股东利益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向合法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变(沈洪涛,2010)。关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沈洪涛(2010)认为,环境会计研究,本质上是规范性的理论研究,是多学科融合的产物,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想。
  (二)环境信息披露模式 国内关于环境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孟凡利(1999)研究了环境问题对企业财务的影响,包括可能引起的资产减值、资产结构的变化、负债的确认等,从环境支出、环境收益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和环境绩效等信息的披露框架;耿建新、刘长翠(2003)在分析环境信息构成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础和表达方式;耿建新、焦若静(2002),李建发、肖华(2002),肖华(2008),王建明(2008)采用典型案例分析、调查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认为外部监管制度约束对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具有重要作用,建议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尽快制定和颁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促使企业披露更有用、更具信息含量的环境信息。李建发、肖华(2002)、李洪光、孙忠强(2002)认为,可供选择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可以采取对现行会计报告改进披露、编制环境会计报告单独披露和对现行会计报告涵盖不了的部分单独披露三种模式。沈洪涛,刘江宏(2010)对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特征、动因和作用的研究发现,国外企业主要通过公司年报、独立的环境报告、公司网站和新闻媒体等渠道,采取定性披露、非财务量化披露和财务量化披露三种方式披露环境信息,并且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明显差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包括企业规模、企业的环境敏感度、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企业的环境绩效、环境监管规定、环境事故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等因素;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不仅能影响资本市场股票价格的波动,而且还能改变企业的社会形象,起到合法性管理的作用。
  二、企业环境绩效、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一)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学术界的实证研究可归纳为以下方面:股票价格与环境负债信息之间的依存关系(Li and McConomy,1999;Blacconiere and Northcut,1997);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与企业环境风险管理能力之间的依存关系(Blacconiere and Patten,1994);自愿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预计现金流量(Plumlee et al,2009)、企业价值(Clarkson et al,2010;Dhaliwal et al ,2009)之间的依存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方向、作用机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化(Schadewitz and Niskala,2010)等。
  国内的实证研究多关注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李正(2006)的研究表明,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当期价值,但长期看,企业价值不会受到负面影响;陈玉清、马丽丽(2005)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与上市公司价值相关性不强。在采用的研究方法方面,刘长翠、孔晓婷(2006)以沪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为研究对象,从样本总体和分行业两个角度,回归分析样本公司社会贡献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及资产负债率之间的关系;沈洪涛、杨熠(2008)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认识和实践,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一种理念已经获得企业高度认同,但实践方面相对落后,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披露方式和披露内容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温素彬、方苑(2008)研究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当期财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影响的差异,发现当期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负相关,长期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正相关;刘建秋、宋献中(2010)认为,信誉资本在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中发挥着价值传导的中介作用,社会责任通过信誉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方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循环和协同作用过程,并构建了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的规范性分析框架模型。
  (二)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Matsumura and Prakash(2010)以标准普尔500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碳排放与企业价值、权益资本成本、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碳排放量与企业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与债务资本成本正相关。Chapple(2009)以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58家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将受到碳排放权交易影响的公司产生不利影响。Johnston et al(2008)以美国电力企业持有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为替代资料,研究资本市场对企业持有的排放配额的定价问题,Johnston et al认为排放权配额具有资产价值和实物期权价值,两者均很可能被市场定价,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更看重排放权配额的资产价值。Hughes(2000)以被美国《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中界定为高污染行业的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为例,检验了二氧化硫排放与股票市价之间的关系,发现市场只在《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颁布实施的一段时间(1989-1991),即预计公司对《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遵从成本最高的几年内对高污染的企业进行了惩罚,而在1989年以前和1991年以后,二氧化硫的排放与高污染企业的股价市值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见,由于研究基础及研究样本的不同,目前对于碳排放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尚无定论可言。
  三、碳信息披露拓展及碳会计准则制定研究
  (一)碳信息披露拓展研究 随着对气候变化认识的深入,机构投资者开始关注与气候变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并要求企业做相关的信息披露,比较有代表性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包括:CDP(2003-2010)调查问卷、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发布的《改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关于气候变化的披露》、气候风险披露倡议组织发布的《关于气候风险披露的全球框架》、气候披露准则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草案》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信息披露指南》。就全球资本市场而言,现阶段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基本上属于自愿披露。Tang Q et al(2010)认为,可以从经济和社会压力两个维度解释全球500强企业自愿性碳信息的披露趋势;企业气候变化披露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压力,而与投资者对企业碳足迹信息需求的相关性不高。Doran and Quinn(2009)对1995-2008年向SEC提交的10-K报告的研究发现,S&P 500中约70%的企业在年度报告中不涉及碳排放或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方面的信息,由于缺乏统一的披露规范,投资者很难获得决策有用信息。Stanny(2009)认为强制的信息披露更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评估碳管制对企业的影响。Freedman and Jaggi(2010)的研究发现,碳排放的变化与信息披露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现有的披露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排放管理业绩。由此可见,就国际范围而言,碳信息披露对利益相关者决策有用性的提升还具有相当大的空间。
  国内对于碳信息披露领域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多关注碳信息披露的现状以及披露框架的构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唐久芳、李启平(2010)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发展能力、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丰富。张彩平、肖序(2010)介绍了CDP调查的主要内容,分析了CDP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碳排放核算(包括收集、分析排放数据,编制排放报告)、碳排放管理(包括确定减排目标、实施减排计划、报告减排成效)、碳减排审计(包括碳减排数据审计、碳减排信用鉴证、碳配额交付审计)三个维度提出了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谭德明、邹树梁(2010)借鉴CDP的经验,提出应从核算(包括收集、记录减排数据,编制减排报告)、管理(包括确定减排目标、制定和实施减排计划,编制减排报告)、审计(包括减排报告的审核和减排数量的鉴证)三个方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信息披露框架。
  (二)碳会计准则制定研究 作为规范信息披露重要依据之一的碳会计准则仍未正式颁布。关于碳会计的研究可追溯到美国1990年实施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认为,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应以成本为基础确认为资产,但企业免费获得的排放配额除外。Wambsganss et al(1996)认为,这种处理方法会造成排放配额会计处理的不一致,建议将免费获得的排放配额以获取时的市价确认为受赠资产和受赠资本,被消耗的排放配额按账面价值计入生产成本,于会计期末结转至留存收益。2004年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公告第3号:排放权》(IFRIC 3)部分采纳了此观点。但随后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以IFRIC 3不能反映经济实质、存在计量和报告的不配比、将导致公司业绩的人为波动为由,于2005年撤消了IFRIC 3。权威准则的缺位导致实务中存在六种关于欧盟排放权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IETA, 2007),针对实务处理的多样化和已实施排放权交易国家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请求,2007年12月,IASB重新启动了关于排放权交易会计处理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仍未发布最终的会计准则。我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一般集中于对具体业务的会计处理,同时也对我国碳会计准则的制定提出了较宏观的建议。王虎超、夏文贤(2010)对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有关会计事项做了具体分析,对国外实务中存在的主要处理方式做了归纳评价。周志方、肖序(2009)在介绍国际碳会计最新发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着重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即加快实现环境财务会计体系与FASB、IASB的逐步趋同,培育碳会计所需的公允价值准则规范及市场环境,并着眼于准则体系的前瞻性。
  四、研究启示
  综上所述,碳减排属于新兴议题,国内外关于碳信息披露的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碳减排监管的日趋严厉,企业的碳减排绩效将成为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的环境信息,因此,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第一,企业碳减排绩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企业任何碳减排措施的最终结果都将反映在其碳减排绩效中。碳减排绩效水平的差异,意味着企业面临的与碳排放有关的风险水平也将不同;资本市场对企业碳排放风险进行定价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同时,碳减排绩效也是企业信誉资本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借助信誉资本形成的竞争优势资源具有稀缺性、价值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等特征,因此碳减排绩效也将通过信誉资本的传导机理作用于企业价值。第二,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碳信息披露是外界了解企业碳减排绩效的重要途径,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作用于企业价值:一是通过向投资者、债权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引导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二是通过向更大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披露企业的碳减排成效,为企业谋取存在的“合法性”。因此,碳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研究企业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内容的差异及经济后果;并借助对典型案例信息披露的趋势分析,研究强制性碳信息披露制度的效果;构建碳信息披露质量指数体系,捕捉影响碳信息质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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