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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治学:基于专门与博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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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10-12 09:17:00

 摘 要:钱穆认为,从专门与博通的视角来看治学,可以将其过程分成专门之学、博通之学、建基于博通之上的专门、成家而化四个步骤。“只知专门,不求通学”与“未曾入,急求出”这两种学风因与上述治学步骤不合而遭到了钱穆的严厉批判。鉴于上述两种学风在当今中国学界依然比较常见,因此,钱穆基于中国学术传统的治学建议对于今日中国学人的成长与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必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钱穆;治学;专门;博通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学肄业之后,先后做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凭借不懈的努力和不凡的天赋,钱穆最终成为儒学一代宗师。关于治学,钱穆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着很多自己的独特感悟。只要机会允许,他就会将这些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正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
  一、治学四步骤
  从专门与博通的视角来看治学,钱穆认为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专门之学。
  学问入门绝非只有一门。可自此门入,亦可自彼门入;但不能两门同入。
  治学入门,可从专读一书开始。朱子曾经说过:“某旧日读书,方其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方读《学而》第一,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方为浃洽。”[1]钱穆认为,此是治学入门“最当养成之心习”[2]。
  读一部书,可转为读一个人。如读《论语》后,可再读《春秋》。此时实际上已经由“专门”演变成“通学”了,因《论语》与《春秋》皆出自孔子,既然皆是孔子之学,自应兼读会通。后来大学者,每人必有多部著作,读此一人,便须在其多部著作中求会通。
  读一人又可转为读一家一派。如读孔子后,又可兼及孔子之弟子,以至如孟子、荀子,又下为董仲舒、王通,再下为宋儒。此等皆是儒家言,自应求会通。此外,复有如道家、佛家等。
  第二步,博通之学。
  从一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此即为博通。如专治了杜甫,再转治李白;专治了韩愈,再转治柳宗元,此皆为博通。更进而专治了诗文,又转治经或史,又兼治诸子,此亦为博通。
  事实上,专门与博通不可截然分开。上述专门当中,从一书转入另一书,从一人转入别一人,其中已经蕴含着博通。反过来,“博通仍自专门之学来,并非离开了专门,别有所谓博通”[3]。
  在此,我们虽然将“博”与“通”并称,但“博”并不即是“通”,“必博而有统类而能归于约之谓通”。此处所谓“约”也并不即是“专”,钱穆认为,“约”必以“博”为本,如满地散钱,以一贯串之[4]。
  第三步,建基于博通之上的专门。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自云:“愈之所为,……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5]。韩愈自述其在入学阶段专读三代两汉之书,势必经、史、子皆读了。此后,他却专做文章,此乃其专门之学。
  又如孔门四科,门弟子皆“得其性之所近”,各有专长。学问到此皆已成“体”,但尚未达“化”境。
  第四步,成家而化。
  既专门,而又博通。循此渐进,可达“化”境。所谓“化”境,即将其所学化入他一家当中。
  史学家当中,钱穆极为推崇司马迁。司马迁尝师事董仲舒,而董仲舒乃一经学家,博通五经,但其专长在《春秋》。司马迁上绍《春秋》而作《史记》,但《史记》范围却异常广博,既不限如《春秋》,亦不限如五经。司马迁虽见称为一史学家,但不能不说司马迁之史学已臻化境。
  总而言之,学问入门,须由专而博。开始专治一书、一人、一家、一派,只求从此一门进入了解,然后再推扩至别一书、别一人、别一家、别一派,亦如此专门用功。既能博了,又须进一步“由博返约”。此所谓“约”,一如《中庸》之所谓“致曲”。当知一个大学者广通博达,到头所成则只是此一曲而已。惟致曲之后,又须能化。如治经学,先通《诗》,再通《书》,再及《礼》、《易》、《春秋》,由一经入门,而遍治群经。待其遍治群经之后,再返治一经。此时,彼之于此一经,如《诗》,实自博通群经而入,又自博通群籍而入。彼之诗学,乃是积经学与经学外之各种学问之大体,而才能成其一家之言。所言虽为诗学,而不尽为诗学。彼之一家之言,实已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如此始能算得上成家而化。
  上述治学四步骤之间,前三步构成专门与博通之间的一个循环。首先,专门与博通之划分仅仅只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实际上专门之中有博通,博通之中有专门,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其次,从专门经过博通再回到专门的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再次,经过多少次循环才能最终达到“成家而化”的境界,这取决于人的天资、勤奋、悟性等因素。最后,治学上“成家而化”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境界,但若要追求此一境界,则前三个步骤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其间的道理正如钱穆所说,可用《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来概括:“至于到达成学阶段,自为一家时,乃是‘极高明’。而其所取途径,则实系遵从大家一向共走之道路,既无别出捷径,亦无旁门斜道,仍只是一个‘道中庸’。这是人人所能,亦是尽人当然。”[6]
  二、治学两通病
  基于上述治学四步骤,钱穆对于两种流行于学界的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第一,“只知专门,不求通学”。治学能成一家之言,能达化境,必有此前的专门与博通为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由专门到博通,由博通到专门,循序渐进,循环往复。但现代中国学人昧于此一学术传统,一意竞慕西方专家之学。先将学问分成类,再把自己限在某一类当中。“只知专门,不求通学”,如此去做,必然成不了一家之言。究其实质,乃在于这种做法违背了学术规律:“当知自古迄今,学问能成一家言者并不多。其所以能成一家言者,主要在其学问之广博互通处。不仅……自经通史,自史通文,如是而已。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7]   将自己局限于学问之某一类当中,而不与其他种类的学问相通,更不与自己的身世或时代相通,这是画地自限,看似心无旁骛,径直朝向目标努力,但因没有通学作基础,没有时代的激发,其学问必成不了一家之言,其人也成不了真正的专家。自然(科)学方面如此,人文(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第二,“未曾入,急求出”。梁启超曾经说过:“初学勤发表,可助读书。”很多人受此主张影响,乃竞务于找题目,以为有了题目即可写文章。如此下来,文章确实发表了不少,但真有价值真能流传的又有几篇?发展到最后,“经学、史学、文学,今人都不讲求,却高谈中国文化。这样则纵有高论,也难有笃论。纵有创见,也难有真见”[8]。事实上,学人只注意了梁启超那句话的前半句,而忽视了后半句。在学问上没有入门,遽求发表,而且多多益善,如此做法,实际上把读书方面的工夫非常可惜地荒废了。
  针对此一学风,钱穆告诫道:“今天我们做学问,应懂得从多门入。入了一门,又再出来,改入另一门。经、史、子、集,皆应涉猎。古今中外,皆应探求。待其积久有大学问之后,然后再找小题目,作专家式的发挥,此乃为学问上一条必成之途。此事从古皆然,并无违此而可以成学问之别出捷径者。从来大学问家,莫不遍历千门万户,各处求入,才能会通大体,至是自己乃能有新表现。”[9]由此可见,行走在学术之路上,我们应该先多注意读书,且慢在意发表。换言之,先立意求入,且慢在意求出。
  对于此一学弊,钱穆在前一年的一次讲演当中已经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并且指出,我们应该重新树立一种笃实的学风,即为了领导此社会,我们必须先从社会实际活动中抽身远离;为了改进传统,我们必须先潜心于传统[10]。
  三、余论
  事实上,从儒学传统言,学问之入门有两种:一种是从行为、人生之真修实践入,另一种则自讲究学问道理入。钱穆认为,此两种入门之法“实亦不可分,应如人之行路,左右足更迭交替而前。但第一足先起,应是人生行为方面。”先则从事洒扫、应对,进而讲究孝、悌、忠、信,此乃儒学之入门。人生行为,“此是为学之最先起步处,亦是为学之最后歇脚处”[11]。宋儒陆象山有云:“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12]钱穆认为,此总是下学方面多,又总不免是为学之一偏。讲到做学问,大体说来,总得要读书识字。若走第二条路,那就更要识字读书了。
  今日中国学界,部分学人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盛行,依然重专业而轻通学。换言之,钱穆在半个世纪之前所痛切指陈的“只知专门,不求通学”与“未曾入,急求出”这两大通病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可谓依然比较常见。此一现象的造成固然与现有学术评价制度有关,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确实不应该,但将责任完全推给制度也有推卸个人责任的嫌疑。作为个人,固然有受制度约束的一面,但个人绝非完全受制于制度;在学术评价制度面前,个人虽属弱势一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作为弱势一方,个人也会拥有一定限度的自由,至少拥有意志的自由,即到底是完全迎合现有学术评价制度还是部分迎合还是保留自己的看法与行动,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个人。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13]。职是之故,钱穆基于中国学术传统的治学建议对于今日中国学者的成长以及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必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孟子曾经说过:“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作为“学者”我们固然可以从“大匠”那里学到“规矩”,但孟子同时也告诫道:“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故此,为达“巧”境,我们只能依照“大匠”提示的“规矩”亲自去实践,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越俎代庖的。
  参考文献:
  [1] 黎靖德. 朱子语类(第七册)[M]. 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2612.
  [2][3][7][8][9][11] 钱穆. 学问之入与出[M]//学籥.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C].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79,181,183,190,191,176.
  [4] 钱穆. 改革中等教育议[M]//文化与教育.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C].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251.
  [5] [唐]韩愈. 答李翊书[M]//韩昌黎文集校注. 马其昶校注. 马茂元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0.
  [6][10] 钱穆. 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M]//中国学术通义.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C].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341,315.
  [12] [宋]陆九渊. 语录下[M]//陆九渊集[C]. 钟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0:447.
  [13] 钱穆.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M]//中国历史精神.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9册)[C].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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