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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现代性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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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写论文  来源:星论文网  发布时间:2012-10-22 09:53:00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历史现实过程,现代性已经日益成为当代学者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尽管当代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发现许多各自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但在实际上他们往往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无论我们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态度”、一套行为制度模式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都不能否认,现代性作为一种与过去种种相对的理性精神、法制精神、科学精神,已经深深的产生并植入了我们的生活。
  一、鲍曼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
  作为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解因角度新颖而极富启发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它们的内涵和特征。
  1、一个理性的世界观
  首先,现代性是一种世界观。鲍曼认为,现代性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序的总体,人们通过努力能够认识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这些规律的认知和对本质的了解,最终积累必要的资源和手段,再通过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未来事件的发生做出准确的预见和合理的对策。这表明,现代性对事物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确性密切相关,二者结合在一起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评判标准。现代性世界观其实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它源于近代科学,后来为启蒙思想家极力推崇和倡导。因此我们看到,具有典型现代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往往积极充当立法者的角色。
  2、一种制度的设计规划
  其次,现代性是一种设计和规划。这里面的设计和规划不是在具体的行为上,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的含义。在鲍曼看来,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现代性这一实践活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类团结模式的设计,二是对人改造自然模式的设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工业生产或经济发展。而我们也将两种实践活动看作是现代性的两个最主要特征。
  正是在此意义上,鲍曼认为,现代性与矛盾性是孪生关系,它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成熟为一项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化筹划和一种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
  鲍曼认为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上的筹划,而现代化则是这种思想筹划的具体落实。现代性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规划,而现代性存在的理由恰恰就在于:现代性自身是未完成的。
  3、一种现实的永恒批判
  再次,现代性还是一种对现实进行永恒批判的态度。这是鲍曼晚年著作中所特意强调的、是现代性最本质的内涵。在鲍曼看来,这一批判态度的前提是,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人类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不会听命于自然的摆布,它体现了人类实践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现代社会有野心和决心挑战不变,这个野心就是将“它我”(itself)与“自我”(theself)相区分,然后不停地刷新“它我”。只要存在饱浸在“没有我们,定遭洪水灭世”的感觉之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
  鲍曼一再强调,进入21世纪的社会和20世纪的社会同样是现代的,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现代”的方式不同而已,这里的“现代”指对保持静止状态的拒斥,一种注定要保持革新和发展的精神状态。
  二、鲍曼对现代性的分析
  面对这样一种生存状况,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可以对管理体系和制度本身进行设计,但是只要人们的意识观念不转变,就难以触及现代管理体系的根本。有鉴于此,鲍曼主要从人这一主体出发来寻求走出现代道德危机的对策。
  1、现代性的优越——精准的完美
  而现代性的以理性化作为标志、以对秩序与规则的追求作为自身的核心,把自身的需要和为实现这些需要所采取的可能手段以及这种手段可能产生的结果等全部纳入了程序的考虑和计算。而韦伯所设计的理想意义上的现代管理体系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这一需要,由此成为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现实结构。现代管理体系作为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在产生之初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这源于它所具有的严密分工和层级结构,并由相对稳定的专业人员履行各种公共职责。可以说现代管理体系对于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与发展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现代管理体系通过专门化、科层化、规则化、技术化和非人格化的设计,实现了机构规范、角色规范、价值规范,高扬起理性精神、法制精神、科学精神,能够有效地克服管理过程中的感情因素、人治因素与经验主义,从而保证组织实现有序化、保持高效运转。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现代管理体系是善于追求功利和效率的,但是它却无力进行是非善恶的区分与弃取。这意味着,一旦把某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视为信奉的源头,现代管理体系就会自动开足马力自动奔向这个目标。这一点早已在历史实践中得到证实,“二战”大屠杀就体现了“科学种族主义”、“社会改造工程”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管理体系的完美结合。
  2、现代性之殇——理性的野蛮
  鲍曼认为现代官僚体系遵循的是一套理性化的模式,即其追求的是效率和成本的计算。现代性进程之初人类心怀美好的憧憬,欲用知识取代神话与想像,用科学取代盲目信仰。但是现代社会却越来越服从于计算理性的逻辑,妄图实现人类对自然的绝对统治,期望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花园。鲍曼的比喻生动而形象,我们充当了“园丁”的角色——除去杂草,只保留我们认为最美的花朵。这恰恰体现了现代管理体系的本质——工具与技术理性,而他所拥有的内在的破坏力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它一再强调,任何事物都可以还原化约为纯形式的抽象性和齐一性,并依据自明的公理和规则在量上精确地加以运演计算。“现今技术之所以有发展是因为它在发展;技术手段被应用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并且在不同价值混杂的另一个世界里,不去使用技术已经创造或者将要创造的手段,仍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技术发展制造出了需求的手段,而寻求需求则是为了满足技术的能力。”我们要警惕——或许我们已经身处其中——诉求技术创造的现代管理体系已超越我们的控制能力。   由于文明化进程已经成功地用人为的、灵活的人类行为模式代替了自然驱力,因而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不人道和破坏的发生。现代官僚体系的权威性等级使执行者将责任或道德考虑转移到上级的命令(行动的代理状态),而多链条的行动过程也就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而这种官僚制度文化在特定环境和特定的环境运作下最终发展成为了“毁灭性的屠杀”。而犹太人屠杀、文革时期的迫害等一系列与现代社会不符的情况也正是由于现代官僚体系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日渐完善才成为可能。其次,大屠杀的实施对于执行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其动物性的同情本能和道德本能的自抑,现代官僚体系的运作必然以细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细致的劳动分工使个体自己的活动与集体行动的结果产生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个体避免自身行动的道德拷问,这种劳动分工和任务分离使个体把关注点从行动本身的道德性转到个体行为在集体行动中的效益上。
  在人都已经被工具化的现代社会,虽然韦伯并没有排除现代西方官僚制度产生暴力的不可能性,但是在鲍曼看来,仅仅停留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化的发展所导致的现代发达的官僚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新型的人际关系,使屠杀比前现代更加野蛮和残暴。
  三、治疗现代野蛮的方法
  既然大屠杀是现代文明内在的趋势,那么只要一切条件适合,又有谁能保证它不会再度上演呢?它是否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一现代社会下的悲剧呢?当我们面对权威,面对专制和独裁的时候,人们更易于埋没自己的良知。“这种倾向最有可能出现在没有遭到反对也不容许独立、一切都毫不例外地从属于线性等级制的组织当中。”
  由于人们在感情因素上过分相信现代性的理论对于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对于现代性包含的进步性的理念是持肯定态度的,因而使大屠杀的解释一直处于相对固定的模式当中。也使对现代性的反思提高到更高的程度。两条路径都将理论的基点定位于人类的本性,但人类本能中的单纯的“恶”却无法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和规模。鲍曼虽将其理论奠基于人类的本性,但其侧重点并不在于此,它试图以此为前提来分析大屠杀的社会性因素,即非道德的社会性根源。
  鲍曼认为,多元主义是防止良知泯灭与道德反常行为的一剂良药。因为只有在多元主义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真实地听到没有被那唯一的权威扭曲的良知的呐喊才能使那些久已麻木的组织成员倾听到极权意志以外的观念、意识的呼唤。时下,我们一直都在谈论现代管理体系对社会进步生产力水平与效率提高的作用。可是这种管理机制与结构却为排除个性、排除差异、排除良知提供了温床。社会的发展是必然的,面对以现代管理体系为基本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进程出现的种种道德危机,我们应该敲响警钟,重新把人的道德价值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
  四、结语
  人类的发展离不开文明的进步,我们从刀耕火种走向了光热电气,这与理性的思维和不懈的追求是无法分开的,而这种理性和进取如果不能好好把握就会逐渐演变为冷漠和贪婪,而这些人类双手创造的社会和制度也将把我们自己推向深渊,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物理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的问题,更是所有人类探索学科所要共同探究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大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否则,人类的智慧将成为给我们带来无尽苦果的潘多拉魔盒。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新华出版社,2001.
  [2]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M].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译林出版社,2002.
  [5]刘晓虹.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的辩证法[J].国外理论动态,2003(09).
  [6]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佟昕雨,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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