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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南昌起义的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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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09-12 10:46:00

  [摘要]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成功的保密工作,是南昌起义顺利举行、一举歼灭敌军的重要保障。其中,起义部队驻防地巧妙部署,起义战斗命令传达过程严密,起义联络侦察方式高度隐蔽等一系列保密措施,很好地控制了知密范围,降低了泄密风险,确保了整个军事行动计划的安全实行。这些宝贵的经验也为后来革命战争保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南昌起义 保密工作 军事秘密
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成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虽然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但却取得了成功,这与整个起义过程采取了严格有效的保密措施密切相关。
一、起义部队驻防地部署的巧妙性,降低了敌军的警惕性,保障了战斗的隐蔽性和突发性
1927年7月25日、26日,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部队先后到达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为了更好地出敌不意,起义部队驻防地点可谓精心部署。
当时驻守南昌的敌军主要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王均的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程潜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金汉鼎的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八十团,兵力总共约6000人。为了使起义军采取行动时,不需大范围长距离调动军队,有效保证行动的快速、隐蔽,当时叶挺、贺龙部队驻防地大都靠近南昌城内敌军的驻地。叶挺第十一军军部驻在心远中学,其所屬部队驻扎在附近,毗邻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驻扎在贡院)、第二十四团(驻扎在新营房),第六军第五十七团(驻扎在天主堂、匡庐中学)。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设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宏道中学(子固路165号),与当时设在章江路口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方面军警卫团地处邻街,距离只有200米。
这些驻地的选择要归功于朱德。起义前夕,根据党的指示,朱德秘密返回南昌开展起义的情报搜集准备工作。这是因为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早在1927年1月,朱德就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工作。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朱培德和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情很深。朱德到南昌后组建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担任团长,并在3、4月间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6月下旬,他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去了武汉。7月21日,朱德回到南昌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精心绘制南昌市区的地图,并对敌军兵力部署与驻地等情况作了详细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为起义军选择了合适的驻地。对于南昌起义中朱德所发挥的作用,周恩来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1]p96。
起义时的战斗部署,也主要根据部队驻地来安排。当时南昌起义的作战计划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负责攻打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占领江西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牛行等处敌军,警戒南浔铁路,封锁赣江水道;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负责攻打南昌卫戍司令部,歼灭贡院、天主堂、匡庐中学、新营房、高昇巷等处敌军。以朱德为团长的军官教育团学兵营,负责永和门一带的警戒。
从这个作战计划可以看出,叶、贺部的驻地基本上就是起义时部队作战部署的位置。比如负责攻打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驻扎在大校场营房)的第二十军教导团与第二十军第六团换防后,与敌营房只隔一道一人多高的矮墙,战斗起来只要翻过墙去,便可直到敌军的住室。战斗打响后,战士们翻过矮墙像潮水似的涌进敌人院子,战斗很快取得胜利。可见,把部队驻地安排与战斗部署结合起来考虑,既有利于防止在南昌城内频繁调动兵力引发敌军警惕,又有利于严密监控敌军,为起义的突然发动提供有利条件。
二、起义战斗命令传达过程的严密性,控制了知密范围,降低了泄密的风险
能否成功打响第一枪,保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保密意识强,在传达作战命令的时候,采取了布置岗哨、调换干部等有效的保密措施。
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起义代前敌总指挥叶挺在百花洲畔的第二十四师司令部所在地一栋教学楼的教室内,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为了保密,会场周围布置了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2]p429,以严防计划泄露。在会上,叶挺强调,行动前要绝对保守机密,行动时要勇敢迅速消灭敌人[3]p259。与此同时,起义代总指挥贺龙在第二十军指挥部也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在宣布起义计划、下达作战任务后,为防止消息走漏,决定把部队中一些不可靠的下级军官换成共产党员。
为了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得知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警惕性很高,十分重视战斗计划的保密。例如接到任务的袁也烈(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第三营营长)考虑到:“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三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员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2]p430
其次,命令逐级下达,过程十分严密。在叶挺、贺龙下达作战命令给团、营级军官后,命令一级一级往下传达,连一级干部31日晚在部队移防前才接到战斗任务。直到深夜战斗即将打响前一刻,连长才将命令传达给排长,排长传达给班长,最后才传达给战士。据袁也烈回忆:“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他们兴奋,他们鼓舞。虽然略感时间有些仓促,但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2]p431夜深人静后,“露营部队,开始活动了。首先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小气地谈了一阵;然后排长又和三个班长睡在一起谈了一阵;最后班长照样和战士谈一阵。接着,大家就轻轻地打上绑腿,穿好衣服,扎好皮带;每人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这些,全部作得很迅速,很巧妙,然后依旧躺下假睡”[2]p432。  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在传达作战命令时也是严格按照程序,保守秘密。他在起义当晚部队换防后,还没有将起义计划传达下去,而是告诉战士们:“上面对我们教导团的训练很重视,军长可能亲自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训练成绩;也可能在夜里来。要是军长来了,我们就要夜间紧急集合,希望同志们注意,可不要给全团丢脸。”[4]p421直到晚9点多钟,在侦察完敌情后,他才召集大队长以上干部,宣布了起义的命令和全团各队的行动部署。部署完毕,又向他们交待了起义时间、标志和一些注意事项,最后嘱咐他们:行动计划先不要向下传达,只告诉学生们睡醒点就行了[4]p423。第二十军教导团战士涂国林后来回忆说,起义前一天突然接到命令,移驻小营盘。“当晚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耳传着:‘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醒些!’睡梦中被叫醒,奉命紧急集合。队长宣布进入战斗,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5]p257也就是说,大部分战士直到起义前一刻才知道作战任务。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防止起义计划走漏,整个传达过程是十分严密和谨慎的。这大大利于消除泄密隐患,确保军事秘密安全。
龚楚(三年游击战争时叛变)率领的一部分北江农军驻扎在新营房,参加了新营房的战斗。据他回忆:“我们为了谨慎起见,所以命令和指示,都是以耳语传达的,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的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在黑暗中摸索进行,恐怕被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6]p53
同时,为了控制知密范围,没有作战任务的非军事人员大都对发动起义不知情。比如南昌起义参加者胡毓秀回忆说,起义当晚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聲隆隆。直到天明,才得到军队已经起义的消息[7]p350。
有人说,南昌起义在作战计划传达中,保密工作如此到位,怎么还会出现赵福生(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投敌叛变的事情呢?赵福生的投敌叛变对南昌起义有什么影响吗?
虽说南昌起义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让泄密的风险降到最低,但是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因为起义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可耻的叛徒。起义当晚,赵福生偷偷钻进了敌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告密。幸运的是,正因为南昌起义战斗命令采取了逐级传达的保密措施,贺龙部9点左右才把具体作战任务传达至营一级军官,也就是说赵福生9点后才得到消息后去投敌告密,没有对整个起义造成很大影响。因为那时起义各部队早已换防到位,进入了战斗地点,并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全城警戒,切断了敌军各部的联系。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南昌起义前委经过慎重研究和分析决定,起义不能按原计划,必须提前打响,把原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起义打响后,赵福生的叛变给进攻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贺龙部第一师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对整个起义的顺利进行影响不大。
三、起义联络和侦察方式的隐蔽性,最大限度减少了泄密隐患,确保军事秘密的安全
首先,军事行动联络方式非常隐蔽。南昌起义当晚的行动信号是三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前敌委员会与驻扎在九江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约定的起义信号是:南昌一发难,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在当时没有专用军事电台的情况下,如果用民用电报来联络很容易泄密。采用这种隐蔽的联络方式既方便又不易被敌人察觉。
其次,侦察敌情采取“会朋友”等方式进行。7月31日,各部队的指挥员根据本部的战斗任务,进入战斗发起地点。同时以会朋友、拜访友军等名义,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情和作战环境进行侦察。比如起义前,侯镜如带着各总队长前去“拜会”敌第七十九团团长,受到敌团长的热情接待,带领他们在营房内外参观,并将自己团人数、装备、武器,甚至连每个战士有多少子弹都做了详细介绍[4]p422。
再次,部队换防、战前演练大多是以打野外、日常训练的名义进行。战士涂国林后来回忆说,他所在的教导团驻在大营房几天,每天半夜都要紧急集合,后来才知道这是起义前的演习[5]p257。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也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九江前往南昌。
从战斗前敌军的反应情况来看,起义军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切实有效的。他们对起义消息并不知情。我们可以从袁也烈的回忆中窥见一斑。袁部到达敌营房附近后,派营部副官带着传令兵与敌部联络露营一事。敌参谋对靠近他们营房露营未加反对,而且还抄给了去联络的人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有了这个口令,起义军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敌营房了。值得一提的是,敌参谋长还善意提醒我们的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2]p432从敌参谋长这句话可知,敌人的高级指挥官已经注意到了南昌城内的异常了。这是因为,当时隶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部队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开赴九江后,并没有进驻南昌的安排。叶、贺两人是在得知汪精卫、张发奎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他们召集上山,解除他们兵权的消息后,果断决定不去庐山开会,把部队开赴南昌。这自然容易引起敌上级领导的注意。但是,由于南昌起义整个计划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敌军对南昌起义的消息并不知道。否则,敌军上级就不仅仅是通知下级“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简单,而应该是:“今夜叶、贺部队要暴动,做好战斗准备!”
南昌起义成功的保密工作,使得起义部队能顺利按照预先侦察好的目标、方向和道路,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南昌起义各级将领高度的保密意识,严密的命令传达方式,隐蔽的联络方式等,也为后来革命战争保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金冲及.朱德传(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袁也烈.八一的枪声.见: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3]陈子坚.南昌八一起义回忆[Z].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所存原稿.
[4]侯镜如.战斗在大校场营房.见: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5]涂国林.难忘的日子.见:南昌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6]龚楚.我与红军[M].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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