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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文:泸顺起义失败原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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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09-12 10:47:00

  [摘要]泸顺起义是1926年12月在泸州、顺庆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地区独立领导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泸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从起义计划改变、没有独立武装以及反革命势力镇压三个方面分析泸顺起义失败的原因,同时对起义的影响及意义做一探究,从而较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泸顺起义。 

  [关键词]泸顺起义 失败 原因
1926年12月初,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领导和组织了著名的四川泸(洲)顺(庆)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成功牵制和瓦解了四川地区的军阀力量,有力助推了北伐的进展。关于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学界研究较少,笔者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计划改变是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为了减轻北伐压力,四川省的革命形势也快速发展起来。据泸顺起义副总指挥黄慕颜回忆:“就在1926年夏天,闇公同志在重庆莲花池党部①召开会议,参加的有部分师旅的代表:师一级的有向时俊师、郭渃栋师,旅一级的有甘德明旅、刘丹五旅、郭勋祺旅、陈兰亭旅、袁品文旅、秦汉三旅、杜伯乾旅、皮光泽旅和我的二区司令部。闇公同志主持会议,提出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1]泸顺起义由此揭开序幕。11月中旬,根据党的意图,成立了由杨闇公担任书记、刘伯承和朱德为委员的军委会。经过多次研究,军委商定了作战计划。
按原定计划,顺庆起义应该是12月5日发动,泸州起义应该是顺庆起义发动后,等局势稳定了再发动。然而,起义并没有按照原本计划进行。首先,顺庆、泸州的起义都提前发生,又未能及时控制局势,引来军阀的反扑,使形势变得严峻。“原来,顺庆起义本订于十二月五日。趁何光烈在顺庆土门寺操场检阅部队时,生擒何光烈,但不幸泄密。”[2]于是,顺庆起义在12月3日就举行了。因为顺庆方面准备不充分,使得何光烈趁乱逃走,以致后来何光烈争取其他军阀来攻打,给顺庆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只有军阀邓锡侯例外,他对顺庆地盘早已垂涎三尺,对其部下黄慕颜参加起义,亦认为是痛心损失,因此得到何光烈求援电后,他慨允‘全力援何’,于12月8日电令其驻广安的十一师师长罗泽洲,驻遂宁的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克日戡定,以免蔓延’,并令陈书农师两个团配合行动。”[3]其次,泸州驻防的军队在控制泸州以后没有到达顺庆进行支援,给顺庆起义的失败埋下了隐患。“然而,泸州起义军因受到阻挠,没有按时到顺庆,使五路会师的计划落空。在地方民众的配合方面,营山、顺庆的农民自卫军也未组建就绪。稍后,当营山农民自卫军准备开赴顺庆城时,又得知顺庆起义军已撤离转移,以致被迫取消进军计划。这样一来,顺庆起义军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3]p222因此,起义计划发生变动后,造成两面作战的局势,起义兵力又没有得到集中,为失败埋下祸根。
起义计划发生变动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当时形势所迫,导致起义的时间发生变动。泸州起义在1926年12月1日提前发动,“形势迫使秦汉三、杜伯乾不能按原计划等到黄慕颜部前来会和,而提前于12月3日下午5时举行了武装起义”[3]p212。第二,国民党右派的干涉使得陈兰亭等人思想动摇,致使其没有及时撤出泸州、增援顺庆。泸州起义后,国民党右派成立的省党部,“密派黄季陆来做陈兰亭的政治部主任,袁品文部则由赖心辉派来谢南城,许以泸州县长。谢即以同乡,同事关系,拖着皮光泽团破坏起义”[2]p88。第三,泸州起义方面的将领不愿放弃泸州的税收,所以没有撤离泸州。原定计划未能实施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从而影响了起义的后续发展。
二、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瞿秋白强调:“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贫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4]正是因为没有军队,我党在起义过程中频频受挫。
首先,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直接影响我们党对军队的指挥权和领导权。在泸顺起义中,这一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革命军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军阀力量,这些军队成员很大程度上没有接受正规军队的训练,组织纪律散漫,有时候甚至不听从上级长官的指挥,更不用说听从我们党的指挥了。“由于起义的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较差,很快就遭到失败。”[5]“二路军秦汉三和三路军杜伯乾两部,因为部队素质太差,毫无纪律,在赶走何光烈之际,抢了老百姓的财物,并且烧了部分民房,秦汉三和杜伯乾对部队已根本失去掌握。”[1]p5甚至,还出现了看到敌军攻入城内后弃城而逃的现象。
其次,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军队,这导致我们党防御能力薄弱,很容易处于被动局面。“莲花池省党部监察委员、顺泸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的驻渝代表陈达三在五福宫口遭枪杀;重庆左派市党部执行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漆南熏,被拖至郊外两路口剖腹、砍头、肢解而死。”[3]p232如果当时我党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也许会减少“三·三一”惨案的受害程度,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早逝,还有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和群众。关于这一惨案,1959年刘伯承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6]正是因为缺少属于自己的军队,我们党在顺泸起义中才会经常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不能保护党的优秀同志,给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党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敌我力量悬殊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四川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最重要的是杨森从万县、宜昌一带攻击武汉,给北伐带来了严重困难。为了接应冯玉祥的军队出陕西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吴玉章提出了一个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军队起義,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5]p82这样就确定了拉拢、分化四川军阀的方针,同时我们党为此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为加强全川军运工作的领导,党决定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军委,以杨闇公同志为书记。在此期间,党又派遣陈毅同志回四川。陈毅同志回川后,奔走于达县、万县、泸州、合川等地,策动驻军起义响应北伐。”[5]p87党为推动四川革命向前发展,1926年7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号召,鼓励他们响应北伐。但是,在革命形势大好的表象下,起义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和困难。

  首先,军阀联合起来镇压革命,使形势愈加严峻,从而加重了革命危机。当时在革命潮流的推动下,这些军阀不得已改旗易帜,表示加入国民革命军,但暗地里他们都在等待时机一举消灭革命力量,从而保住自己的势力和地盘。李家钰曾发出电报支援何光烈:“此耗传来,当与晋、自两公②会商通电,主张正义,合力扶助,计邀台览。年来川省稍庆宁谧,军民宜辑,亟待交孚,内部精神,正须团结,遽容背叛作乱,紊渎纲纪,盗弄潢池,无端自扰。现已饬弟部张旅长驰往援助,同舟风雨,载惧沦胥,被发缨冠,又无可援,艰难共济,情在于斯。复电布忱,藉颂近祉。”[7]1927年5月12日,刘湘发出集合各路军阀镇压泸州起义军的电报:“陈兰亭、袁品文背叛长官,戕杀同袍,勾结逆党,盘踞泸州。湘于数月前已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惟念该逆迭次派员饰词请罪,愿受指挥,故特暂假时日,冀其悔祸自新。不料贼性难改,竟敢伙同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遣对四出,劫掠民间资粮,以致附城百里,民嗜鲜合。迭据该县法团绅民文电纷驰,请解倒悬前来,湘为肃清反动,整饬纲纪,拯民水火起见,现已会同二十二、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该逆等背上作乱,蹂躏地方,勒劫巨款,人民既深切齿,部下当不盲从,执首献俘,定在指顾。所望我川中武装同志合力进攻,扫此残逆,以救桑梓,而维大局,是所切祷。总指挥刘湘。”[2]p394-395
其次,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军和人民,给党和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当蒋介石在1927年春决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时候,他派遣爪牙向育仁、戴弁、杨引之等入川,以国民党右派做基础,勾结四川军阀和一切地方上的封建反动势力,准备首先在四川实行反革命屠杀,以配合他整个的反革命计划。”[8]“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装,企图以武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新旧军阀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6]p85“顺庆起义发动后,四川军阀便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在邓锡侯的电令下,驻广安的罗泽洲,驻遂宁的李家钰、陈书农部以及各路军阀武装纷纷出动,将顺庆紧紧包围了。”[9]1927年初,蒋介石就已经开始叛变革命,但是蒋介石因为尚未公开叛变,所以他一面要求四川各部“同隶革命旗帜,不准互有军事行动”[10],一面派自己的亲信入川勾结刘湘等军阀势力镇压革命。3月31日,以刘湘为首的军阀在重庆发动了“三·三一”惨案,杨闇公等在此次事件中牺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更是加大对革命的镇压。
第三,由于我们党对军阀尚抱有一丝幻想,从而给革命的有生力量造成了极大损失,动摇了党的革命基础。主要的表现是,一些原来投靠革命的军阀分子不服从命令指挥,甚至军心动摇背叛革命,使革命面临严峻的形势。在顺庆局势陷入紧张局面时,“刘伯承同志原拟东面出击,攻占岳池;而秦、杜部队下级军官为顾及家属,多不愿离城,主坚守。”[11]“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整天与地方绅士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并暗中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勾结。袁品文部团长皮光泽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对北去顺庆的命令根本不听,而是热衷于守着地盘吃饱饭,抱着‘金泸州’发财。袁品文面对这种局势一筹莫展,致使泸州四面被困,内部日益不稳。”[6]p77-78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反革命分子借机散布谣言,扰乱军心,使得一些原本投靠革命的将领再次回到军阀阵营中去。“于是,起义将领陈兰亭、皮光泽首先动摇了,随之袁品文也动摇了。他们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重新回到军阀阵线中去。”[3]p244据吴玉章回忆:“在地委会议上,曾经估计到大会可能遭到镇压。但由于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只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解散大会,至多也不过杀几个人,没有想到会发生大屠杀。因此,在组织上没有作应变准备——去一批,留一批,而是全部骨干一齐出动,结果几乎损失了全部骨干,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12]
不可否认,我们党对这些军阀有着较清楚的认识。“四川军阀虽然大部都已先后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但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革命旗帜,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批封建军阀,翻云覆雨,奸狡异常,他们既利用革命,又害怕革命,同时更伺机反革命。”[8]p167但是,由于我们党对这些军阀尚且抱有一丝幻想,希图借力打力以取得胜利,低估了这些军阀的反动性,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泸顺起义,是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6]p87。虽然泸顺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党在这次起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做出了很大牺牲,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并且开创了我党在重庆及四川地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先河,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注 释:
①莲花池党部,即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组成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②指邓锡侯、刘文辉。
参考文献:
[1]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28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
[3]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4]瞿秋白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刘伯承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刘伯承传[M].北京:當代中国出版社,2007.
[7]新蜀报(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8]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9]南充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南充市文史资料选集(第1辑)[C].1985.
[10]国民公报(民国十六年一月三十日).
[11]南充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南充市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C].年代不详.
[12]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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