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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戏剧《原野》中的复仇悲剧与人性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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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10-30 09:48:00

  【摘要】《原野》是曹禺继《雷雨》之后又一部对人性复杂性进行深入探索的力作,通过仇虎复仇的故事侧面展现了其人性当中的“善”与“恶”,本文通过对仇虎复仇过程中内心的波澜起伏以及矛盾无助等表现的分析,总结出封建礼教对人性的迫害性,同时站在人文主义的视角上对理想人性进行本质追问。 

  【关键词】《原野》,复仇悲剧,矛盾,理想人性
《原野》这部剧作可以称之为曹禺“生命三部曲”之最,《雷雨》中,曹禺就对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描写,而在《原野》中更是对人在生命面前的爱与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部剧作以复仇为主线,将主人公仇虎在复仇过程中内心的矛盾冲突贯穿全剧始末,通过这种矛盾性的展示,使读者深刻感受到复仇给他所带来的痛苦与不堪,看到美好理想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与无力。同时,作者曹禺通过仇虎悲剧命运的真实刻画积极思索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性因素,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进行理性忧思,在悲剧中洞察理想人性的本质。
一、复仇意识与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
《原野》中仇虎的复仇行动颇具偏执与暴戾色彩。仇虎的复仇意识源自于中国几千年传统封建礼教沿袭下来的因果报应、父仇子报、父债子偿这一观念,仇虎的父亲与妹妹被焦阎王残忍陷害,自己也身陷图圄,身心遭受巨大摧残,而当他多年后逃脱,怀着复仇欲望回到家乡时,昔日的恋人——金子已经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焦大星,而焦阎王也早已死去。复仇的对象已然不在,这使得仇虎的心理变得失落、焦躁与迷惘,但是转念一想,仇虎将复仇的目标锁定在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身上。仇虎与焦大星曾是最好的朋友,在复仇过程中,焦大的善良使得仇虎屡屡犹豫,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使得仇虎的精神趋于崩溃。
在焦母误杀小黑子之后,仇虎又从内心深处感到愧疚、惊恐与悔恨,可以看出,他身上仍然保有一丝人的善良本性。他本不想伤及无辜,但强烈的复仇意识使他执意要将这仇恨的火种转移,这时的仇虎已然成为冤冤相报这一恶性循环复仇链当中的一个环节,自由意志已经丧失,对善恶的判断也已模糊,痛苦与仇恨、死亡与毁灭将仇虎的内心层层包裹,使他对复仇的价值与意义丧失了衡量标准,最终导致精神分裂。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意识深处受封建礼教毒害的思想所造成的,曹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故事情节的设计以及仇虎灵魂撕裂所导致的痛苦对中国封建礼教给国民性带来的毒害进行沉痛控诉,同时,也以仇虎为样本,对整体国民性中“愚”与“恶”的弊端进行影射,通过这一激烈戏剧情节的演绎,使人们对理想人性进行深刻思索。
二、命运悲剧的上演与理想人性的探求
鲁迅先生曾对悲剧下过这样的定义: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父亲被焦阎王杀害、妹妹被贩卖、房屋被烧毁、恋人被夺去以及自身被陷害入狱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之后,仇虎那本该安稳平静的人生也被摧毁,复仇的种子从此在心间萌芽,仇恨的火焰烧灼着仇虎的内心,使他变得面目狰狞、性格扭曲。“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被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似两根铁柱。”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正是仇虎内心仇恨世界的外化表现。仇虎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未使他对现实社会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中国封建礼教长期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使得仇虎变得愚昧盲从,生存的良知、理想的美善是其内心深处所保有的品质,但是复仇过程中内心所表现出的偏执、压抑、混乱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理想人性与封建制度相抗衡所导致的精神分裂恰恰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庸之美、中和之道的审美要求背道而驰。曹禺希望通过这部戏剧唤醒人们的某种“情绪”,而这種情绪可以使人们的心智变得敏锐成熟,更深刻地去察觉世间的瞬息万变,体悟人生和命运的内涵真谛。仇虎身上所发生的悲剧就可以使人们在产生诧异和感慨情绪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他内心及灵魂的挣扎,并以此为鉴,观照我们自身的人性空间,深刻思考中国国民性弱点与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正是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导致了国民性格中的盲从性和妥协性,在认识到悲剧社会根源之后,达到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及民族命运的拯救。
曹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以敏锐的视角审视着社会人性,在苦死忧虑中探索着适合本民族发展的人性轨道。仇虎的复仇带有盲目性,这正是封建礼教所造成的愚昧盲从的国民性弱点,使得他只是偏执地走在复仇的道路上而从未思考过以如此形式所进行的复仇到底有何意义。但是,我们又可以从仇虎复仇后内心的自责与自省中发现,其人性中还是保有着一定善良的品质,而这种心理上的纠结正是对封建礼教浸染下产生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反抗与呐喊。一个本性善良的人被复仇的思想环绕,身心遭受着伦理道德的审视与拷问,最终成为了集受害者与施害者于一身的双刃剑,造成自我人生与他者人生的双重悲剧。因此,曹禺站在时代的洪流中,看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以及其精神鸦片的本质,通过仇虎在情感与意志、现实与幻觉的错乱中暴露主人公真切的心理真实,对封建礼教进行尖锐批判,在对理想人性进行焦灼追问中探索社会发展及民族进步的本质力量。
总而言之,曹禺在对西方戏剧理念与精神借鉴的基础上,扎根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创作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戏剧,并以时代变动为视角,观察审视着社会现实当中的人性特征,以“小家”见“大家”,挖掘出人性背后的时代因素与心理内涵,对民族发展和理想人性进行深刻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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