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论文网欢迎您的来访,本中致力于各类论文代写,论文发表,代写代发论文服务

想快速发表职称论文找星论文网
当前位置:星论文网论文资料->热门论文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

分享到:
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11-02 11:31:00

  摘 要:“孔子学院的任务一是传播汉语,二是传播中国文化。”这是孔院迄今为止的基本定位,也可说是中国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界的基本认识。如果说在孔院设立之初,这一定位对于纠正只注意语言教学的传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孔院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继续坚持这样的定位,不但将制约孔院和汉语国际教育本身的继续成长,更可能影响国家整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孔院要走出困境,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定位,确定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在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而在国际政治大背景和负责任大国条件下,从“全球治理”的根本任务出发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孔子学院;汉语国际教育;国际理解;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孔子形象;喷淋效应
中图分类号:H195;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0-0026-10
作者简介:张虹倩,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对外汉语学院讲师;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学报编辑部教授 (上海 200062)
孔子学院发展迄今,成就显著。不过毋庸讳言,也开始显露出越来越多的无奈。那么,目前到底已出现哪些突出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因由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对策又是什么?这是尚未有效展开而又亟待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及当前瓶颈
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创办于2004年11月的韩国,到2006年即已建成122所。截至2016年底,更发展至513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分布于140个国家。根据《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最新数据显示,孔子学院目前拥有各类面授学员155万,网络注册学员59.7万。全年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4.1万场,受众130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总数达4.6万人。发展不可谓不迅猛1。
1.孔子学院发展增速明显放缓
其中,孔子学院/课堂的增速经过高速增长之后,明显放缓,2016年孔子学院仅仅从500所增加到515所,净增15所,年增速回落到3%,为历年最低。孔子学院的经费增速也开始放缓,2016年度总经费314116000美元,相比2015年的310854000美元,仅增3262000美元,年度增速回落至1%,同样为历年最低。孔子学院教师数量增速更明显开始停滞,2016年固然有14442人,比2015年的12789人增加13%,不过还是低于2014年的15500人。显然,这与国家总预算的制约有关,中国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L形发展期,对于孔子学院的投入也就不能不有所控制。不过,制约孔子学院发展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经费问题。
2.孔子学院建设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一是孔子学院全球布局意图与设置分布随意性的矛盾。
以地缘论,陆地上有14个国家和我国接壤,分别是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还有6个隔海相望的国家自北而南依次是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不过,尽管在全世界我们已经设置了515所孔子学院,但在这些邻国中,既没有孔子学院也没有孔子课堂的国家有3个,即朝鲜、不丹、文莱。在直接接壤、拥有大量华人华侨、并且也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的缅甸,只有3个孔子课堂,却没有一所孔子学院。甚至,在越南、老挝这样极其重要的邻国,也分别仅有一所孔子学院。
以人口论,在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在美国开设了110所,约300万人一所;而在印度这一13亿人口的最大邻国居然只有2所孔子学院,约6.6亿人才一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更是直接接壤的邻国,彼此却显得相当陌生,这与孔子学院的数量至少可以部分构成互为因果。造成这一布局的理据是什么?很难解释。
表1 2016年全球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及国家人口情况
[洲别 国家(地区) 孔子学院数量 孔子课堂数量 孔子学院(课堂)总数 人口 亚洲 印度 2 2 4 13.11亿 北美洲 美国 110 501 611 3.21亿 亚洲 印尼 6 2 8 2.58亿 南美洲 巴西 10 4 14 2.08亿 欧洲 俄罗斯 17 5 22 1.44亿 亚洲 日本 14 8 22 1.27億 南美洲 墨西哥 5 5 1.27亿 ]
二是孔子学院发展目标与学科类型设置的矛盾。
现有的孔子学院学科类型基本都是“汉语教学+”,不过“+”什么,却没有清晰意识。据调查,孔子学院的学科类型目前绝大多数都是“汉语教学+文化”。所谓“文化”本应该有三大层面:“器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最能体现一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应该是“观念文化”,但孔子学院“+文化”中所加的却主要是“中国传统工艺”、“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武术”等今天的中国国内年轻人都越来越生疏的东西,结果,“汉语教学+文化”就演变成“汉语教学+书法”、“汉语教学+古筝”、“汉语教学+太极拳”,甚至只是“汉语教学+剪窗花”、“汉语教学+包饺子”。这一学科设置的思路似乎出于一种传播上的“文化猎奇者假设”,努力满足海外一部分人对于中国的“文化猎奇心理”。因此,尽管也有学校采用了“汉语教学+医学”的模式,不过这里的“医学”却局限于“中医”,而由于中医并未在全球医学体系中获得真正的认同,这样不但“汉语教学+中医”的学科模式只能局限于个别学校,就其学科设置的社会需求预设而言,也不外乎是满足另外一种“文化猎奇者”的心理。
应该说在孔子学院的起步阶段,学科设置侧重于“汉语教学+书法”、“汉语教学+古筝”、“汉语教学+太极拳”之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时至今日,孔子学院始终还只能是、只应是满足国际社会“文化猎奇者”心理吗?
三是中外合作机构与孔子学院办学层次的矛盾。
 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都是中国有影响的高校与所在国的有影响或较有影响的高校合作的机构,但迄今为止,这些孔子学院不但大多未能融入所在国的高等学历教育体系之中,基本上属于“兴趣班”的性质,并且大多也未能对所在高校的学科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虽说其中有一部分课程也成为所在高校的辅修学分,也有个别高校孔子学院(如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孔院)甚至还同时建设成为合作高校本科的一个专业。至于更高层次的办学形式更是缺乏,据调查,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孔子学院设立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所,更不要说博士研究生。
这固然与孔子学院的师资结构有关,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主体是教学型的副教授,孔子学院的专职教师以讲师及以下的教师为主,志愿者主体则是在校的硕士生,这样的队伍结构自然很难开展高层次的教学与研究计划——尽管也有部分孔子学院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在推动着某种意义上的高端对话。同时,这一现象应该更与孔子学院的“自我期许”相关。
可是,孔子学院难道只应该满足于一般性汉语知识的传授和导游观光性的文化交流,甚至只是一些幼儿园的游戏伴侣和保育老师,更高层次知识阶层的对话、更深刻的文化思想的交流是否更为重要?
3.受目标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約越来越明显
中国尽管已经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孔子学院,但在某些地区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增设孔子学院却几乎成为很难完成的任务,更不要说在朝鲜、土库曼斯坦等开设孔子学院了。即使在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孔子学院开设后又被关闭。
何为其然?除了中国有关部门、机构和主事者的原因外,孔子学院开办与发展的国外阻碍有:一是源于所在国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意识形态越是封闭,则孔子学院进入与坚持就越是困难;二是来自异质文化的困扰,对于印度尼西亚等国来说,孔子常常被视为“儒教文化的符号”,相应地,孔子学院的开办也就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文化侵略”。不过即使是在意识形态开放度特别高的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也同样受到了种种责难,无论是美国、加拿大还是欧洲1。
那么,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因由是什么?化解至少是部分化解这些问题的策略是什么,其理据又是什么?
我们以为,必须从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重新考察开始。
二、命运共同体建设: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重新设定
“孔子学院是一个汉语教育机构,其任务一是传播汉语,二是传播中国文化。”这是孔子学院迄今为止的基本定位,大体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界的基本认识。如果说在孔子学院设立之初,这一定位对于纠正只注意语言教学的传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继续坚持这样的定位,不但将制约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教育本身的继续成长,更可能影响国家整体战略的有效实施。
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教育要走出困境,就必须重新认识孔子学院的定位,重新认识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从而在国际政治大背景和负责任大国条件下,从“全球治理”的根本任务出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全球治理”最初是德国政治家勃兰特于1990年提出的旨在对全球公共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借此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全球治理是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过程,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强调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1。
如果说“全球治理”最初还只是一种愿景,那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流通的全球化、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人员流动的全球化,任何社群再也不可能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互联网不仅深刻改变了作为社会运行基本条件的信息生产方式、信息流通方式与信息消费方式,同时也深刻改变了社会的层级结构与地缘关系。“在这一语境下,‘全人类参与’与‘全球化治理’究竟如何展开,第一次已然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问题。”2“通过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模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已成为全球的共同需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而全球治理的要素包括五个方面: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其核心就是目标问题(为什么治理)。而这一旨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目标指向,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共同体”和“社会”虽然都属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形式,但只有“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是人类出于“本质意志”(Wesenwille)的有机团结,它体现了人类关系的真正本质,而传统意义的“社会”则是依赖权力、制度、法律等“选择意志”(Kfirwille)形成的机械团结,体现的是人类关系的表象3。“命运共同体”是“命运”与“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精神组合和有机联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要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特质的综合化集结和辩证统一,其伦理精义集中体现为利益共生、情感共鸣、价值共识、发展共赢与责任共担”4。中国政府如今对此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主张,“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
而今天,我们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孔子学院的建设、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有学者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或曰‘汉语能力获得’,或曰‘交际能力建构’,或曰‘经济利益实现’,或曰‘中国文化传播’,种种认识,似乎都有价值。不过,由此也带来诸如‘如何处理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目标之上是否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贯串这些目标之中的核心又是什么?’等一连串问题。应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不应该只是希望由此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1,并由此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也许可以定义为五个层次,即“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其中,“汉语能力获得”只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根本目标应该还是“中外社会互动”。而在这一多层次的目标体系中贯穿始终,且不断强化的核心应该就是“情感沟通”。
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更是情感共同体。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共同体,不过,这种共同利益的评判、发现和维护是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而共同的价值理念离不开情感的沟通。都说“地球是个村庄,世界是个家庭”,这真是一个极好的隐喻。即使在日常一个大家庭内部,要想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要想价值观没有差异也是困难的,“一个家庭之所以能够不解体,最可能也是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就是情感的沟通和共鸣,是‘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当代沟通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保证怀有分歧观点,但又需要相互依赖的人们在解决共同问题时达成合作。”2
更进一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是看做“在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核心是向国外传播“汉语”以及附着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更应该看作是“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教育”。
所谓“国际教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1952),就是“解释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原因;说明人类文明来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贡献;证明人类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各个民族都负有合作的责任;指出国际协议的履行需要人类共同的意志;倡导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达至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培养年轻一代的和平文化意识;培育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与合作精神”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其目的就是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与相互宽容;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促使“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4。汉语国际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更不能是仅仅希望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是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而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5的过程,一种可以造就国际社会互动的重要力量。
三、全球治理视域下孔子学院发展策略的重新设定
根据对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重新考察,我们以为,应该在全球治理视域下重新考察孔子学院的发展策略:
1.孔子学院任务的重新设定
孔子学院的根本任务不应该只是设定为“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如果只是定位于“汉语教授”与“中国文化传播”,那么,只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就不难发现对方何以疑虑。
孔子学院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促进汉语教学,促进不同文化的互相学习,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教育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根本利益达成一致的结果,汉语国际教育如此设定才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可以达成真正共识的目标。
这意味着汉语教学只是一种路径。
这也意味着注重民族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民族际性”,即“那种使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性的东西”,以增进不同人群的价值观、观点和生活方式的理解,由此而达成“国际理解教育”的境界。
这更意味着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并不一定只是“听中国讲故事”,也可以“向中国讲故事”。我们需要别人更多的理解,别人也需要我们更多的理解。在当下,我们特别需要告诉世界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更需要告诉世界“我们需要你们的故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与思想市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要彰显自己对于人类的贡献,都需要更好地将他们的文明遗产思想成就传播给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思想消费社群。促进不同文化的对话和彼此学习,促进全球民众“建设性接触”,促进多元文化主义,不但是孔子学院的“应然”任务,也是孔子学院的“可能”任务,因为只有高扬“对话”的旗帜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化解“文化侵略”的疑虑。
2.孔子形象的重新定位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这是我们对于孔子的基本认识,也是孔子学院“孔子”形象的基本定位。但必须指出,如果说孔子的这一定位对于中国公众是合适的,那么,在海外就可能遭遇种种误解。因为这里的“思想家”与“儒家学说创始人”、“儒教始祖”很容易画上等号,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传播儒教是难以接受的。
为此,在孔子学院建设中,应该重新设定孔子形象。我们以为,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原则,迄今仍然是教育学最重要的原则。因此,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孔子首先应该被界定为“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师”。
中国传统有所谓“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世界各国也都有“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理念,将孔子定义为杰出教师,无疑比定义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儒家学说代表)”更能获得世界性认同。鉴于目前还没有全球性的教师节,据此,还可以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子诞辰日定为“国际教师节”。这样,不仅可能化解对于孔子“儒教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冲突的疑虑,更可能使得中国文化符号“孔子”以国际“节日”(教师节)的形式进入到国际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3.孔子学院机构形象的重新设计
“孔子学院(总部)”目前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几乎融为一体。汉办是国家机关,这一机构设置在国内实施动员具有非政府组织不可比擬的力量。不过,在国际社会上这一政府机构形象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最突出有:一是批评既然中国政府有钱到全世界教汉语,为什么不去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儿童就学问题;二是中国政府为何出钱教汉语,是不是别有图谋。
对此,我们建议应该设立“孔子世界和平基金会”,由基金会下属孔子学院,将孔子学院改造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不但便于化解海外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天然警惕,同时,也便于吸纳多种资金,尤其是“一带一路”开发企业的资金投入。
4.孔子学院教师身份的重新定义
  孔子学院教师历来只是将其自身定位为“第二语言教学者”,如果孔子学院被重新定义为“基于全球治理的中外文化对话的平台”,则这一定位无疑是充分的。
 孔子学院是中国前出到世界各国的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在异文化语境中,孔子学院的教师应该既是教学者,也是思考者,更是学习者。作为教学者,需要向异文化的学习者开展教学。作为思考者,在异文化语境中,更有机缘对跨文化交流的问题与对策,对全球治理社会基础的差异与联系,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可能与困难展开探索。作为学习者,这既是战略的需要,也是教学的需要,还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就国家发展战略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像今天这般强大,不过,正如希腊哲学家芝诺所比喻的,知识为一个圆,圆周内为已知,圆周外为未知。所知越多,圆虽然越大,但圆周所接触到的未知也就更多。因此,中国越是强大,就越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也能够向全世界学习。就汉语国际教育策略而言,教学相长,只有充分关注学生,学习学生及其所牵连的社会文化知识,才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教学。就教师个人发展而言,如果借助一任或者几任的孔子学院教师经历,得以进入新的知识境界,则对于其个人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业还是工作发展都是必须的。
5.孔子学院学科类型的重新设置
孔子学院的学科类型都是“汉语+”,除了“汉语+中国文化(常识)”的一般性孔子学院以外,开始注重“汉语+学科”的特色孔子学院现在已经开始发展,据统计,“全球设立商务、中医、武术、艺术”等特色孔子学院达67所。不过,不难发现,这些“学科”类型的选择,还是过分服务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目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脱离“文化猎奇者假设”。汉语教学不是“文化导游”,更需要帮助对方成长,帮助对方找到工作,帮助对方在思想文化界脱颖而出,推动对方社会的发展。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之所以成功,我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之所以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从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开始。这对于百姓来说,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福祉。“知识改变命运”,这不但适用于中国国内的广大农村,更适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孔子学院传授的“知识”能否切实给对象国国民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带去福祉,不但关系到孔子学院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全球治理”、构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现。
由此,不同的国家所需要的知识的类型和迫切性是有差异的,我们不应只是用“武术”去吸引非洲青年,用古筝吸引东南亚青年,用书法吸引中亚汉语学习者。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孔子学院的学科“+”应该是:
——与援建医院、派遣医疗队结合起来,开设“汉语+医学卫生”的孔子学院,培训初级医学人员,这对于缺医少药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
——与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结合起来,开设“汉语+建筑工程”的孔子学院,培训建工初级技术人员;
——与中国电信、华为走出去结合起来,开设“汉语+电子商务”的孔子学院,培训懂汉语的国外电商;
——与全球旅游市场开发结合起来,开设“汉语+旅游职业”的孔子学院,培训导游等旅游业从业人员。
6.孔子学院办学层次的重新规划
现有的孔子学院除个别外,大多都属于附属于某个大学的“汉语兴趣班”,不少的孔子课堂还設立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却基本没有什么研究所的设置。如果只是为了“海外汉语学习人口”的增长,这一“农村包围城市”式的“从娃娃抓起”的汉语国际教育模式自然有其价值,不过,假如将汉语国际教育视为“全球治理”的一种路径,我们是否应该更注意文化传播、思想市场“价值实现”的社会“喷淋效应”。
一种观念的传播可能与传播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密切相关,越是高层越是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因此,孔子学院进一步发展应该注意各种“研究所”、“研究室”、“工作室”、“研究中心”的设置,特别是孔子学院应该更多地首先成为中外合作方各自所拥有的研究机构、研究专家之间交流的平台,并进一步成为中外学术与思想研究者、企业与社会管理者之间的高端对话平台。
应该说孔子学院建设目前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汉学计划”的实施就已经有所体现。
尽管在总经费开始走平的条件下,基于较高层次培养的、面向外国博士生的“新汉学计划”却从2013年开始,连年增长。不过,直到2016年还只有322人,经费投入也还只达到4325000美元,只占孔子学院总费用的1%多一点。
而对于“新汉学计划”的后续支持,如面向国外博士后的项目、面向国外著名大学领袖型青年教师(未来海外社会意见领袖)的项目,等等,似乎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7.孔子学院空间分布的重新调整
  如前所述,孔子学院的空间分布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某些国家密度很高而另外一些国家的密度很低甚至空缺。我们以为,孔子学院的下一步建设需要高度关注中国周边国家如越南、缅甸等国,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印度。印度目前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就人口而言可以说是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印度是英语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的声音可以没有语言障碍直接在整个英语世界中获得回响。印度直接与中国接壤,印度的社会发展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藏的发展直接关联。印度又是一个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都不持绝对立场的国家,相对容易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但与此同时,当代印度与当代中国之间却彼此相当隔膜,中国无论民间还是学术界对于印度的了解甚至远远不如对于一个欧洲小国的了解,国内的印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成果都极其匮乏。可以说,中印近期的边境冲突与中印社会多年来的彼此隔膜密切相关。由文化交流和汉语教学入手,全力以赴地发展中印社会的彼此理解,应该成为孔子学院下一步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印度仅两所孔子学院,平均6亿多人口一所,即使仅就印度与我们的接壤关系和市场互补关系,印度的孔子学院建设也至少应该有十倍以上的增长。何况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国际政治红利将持续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
  總之,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经济上就GDP而言也已成为第二大国,“大国的成长会对现存国际体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责任’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1。中国有责任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但仅将孔子学院定义为“汉语和中国文化传播机构”,不是中国这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最重要的对外语言文化机构应有的目标设定,而没有终极性任务设定的文化机构都注定难以扎根。
基于全球治理的视域,孔子学院的建设、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由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并不只是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而是为了与世界分享各自的文化。分享,不是仅仅向对方传播,而是同时向对方学习。同样,学生学习也不仅是为了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是为他们向中国介绍他们的文化创造机缘。教学不是“文化猎奇”的助手,而是学生成长的帮手;学习不是“文化置换”,学习他国文化不是用他国文化置换自我的文化,而是构建一种互文性的、主体间性的文化关系。这样的孔子学院,才可能成为在不断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吸取所在国文化的机构,成为一个如同教堂的文化“扎根机构”、“种子机构”,成为推进“国际理解”、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
(责任编辑:潇湘子)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Proble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Hongqian Hu Fanzhu
Abstract: "Confucius Institutes' mission is to sprea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is is the basic posi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o far, which is also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ield in China. This position has a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correction of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change of world system,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is position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growth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tself, but also more likely to affec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as a whole.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Confucius Institutes must reunderstand its position and the goal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fate community, thus will have a lasting development momentum from the view of fundamental task of "global governance"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background.
  Keywords: Confucius Institute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Human Fate Community; Global Governance; Confucius Image; Spray Effect 

本文TAGS:
如您需要代写代发表论文请联系QQ:80005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