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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稿本《说部杂记》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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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11-27 09:11:00

  摘 要 上海图书馆所藏翁方纲稿本《说部杂记》,包括十七篇小说札记和三篇集部提要,该书不但对我们了解翁方纲所参与的四库提要纂修活动颇有帮助,而且为我们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早期编纂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 《说部杂记》 小说 翁方纲 稿本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11.018
Simple Textual Research on WengFanggang Manuscripts Shuobuzaji
Zhang Xuan
Abstract Shanghai Library’s collection WengFanggang manuscripts Shuobuzaji includes 17 novels notes and three sets of department summary. This book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WengFanggang involv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but also providinga very valuable informationfor our study of the early compilation history of the novel part of Sikuquanshu Summary.
Keywords Shuobuzaji. Novel. Wengfanggang.Manuscripts.
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手稿本《说部杂记》,最早为沈津先生所介绍,收录在其所著《书城挹翠录》 一书中[1]。沈先生对该书的版本、内容、题跋等方面都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将此书公诸于世。该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翁方纲的四库纂修活动,还为我们研究《四库全书总目》 (以下简称“《总目》”),特别是《总目》小说家类的早期编纂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手稿在沈先生介绍之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也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使其价值湮没无闻。本文以此稿本为中心,结合其它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该书的版本、内容以及翁方纲的四库小说家类提要撰写等方面的研究,来阐述其在研究《总目》 小说家类纂修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1 《说部杂记》的版本、内容
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手稿本《说部杂记》 不分卷,附《渔洋诗话》 《师友诗传录》 《诗传续录》 提要。一夹一册,共三十二页,经折装。半叶十一行,行字不等,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蓝格。版框高26.2厘米,宽14厘米。版心题“说部杂记”,夹板上题“翁覃溪学士手录说部杂记真迹”,封页题“说部杂记,已摘其题头入附考之稿本矣,如此本需誊写时,当查取此而抄入之。戊戌五月廿三日记”。书后有宣统己酉嘉平满洲奭良、戊辰冬日宝应刘启瑞、后学陈含光跋。书中有朱墨双色批校。钤有“王岑”朱文方印、“阿含”朱文长方印、“翰斋过目”朱文方印、“叶志诜”朱白文印、“东卿过眼”朱文方印、“小庵珍藏之印”白文长方印等。
此书与澳门中央图书馆藏《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 (后简称“ 《提要稿》”) 所用纸完全相同,而且两部书均为经折装,内容又都是翁氏撰写四库提要的相关材料。这不禁让人对两书的关系产生怀疑,吴格先生在整理《提要稿》 时曾说道:“ 《提要稿》 原本为翁氏手书稿笺,后经粘裱,成为今日所见之经折装。翁撰《提要稿》是否均改为经折装,已有经折装本是否全归澳门所藏,今已不详。现存《提要稿》 著录图书一千余种,而翁氏任四库馆纂修官期间校阅图书是否即此千余种,亦尚难定论。由翁氏诗文手稿身后流传情形推测,《提要稿》 似亦难免有散失。”[2]《说部杂记》 恰好可以为吴格先生的种种疑惑提供线索,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确定此书就是《提要稿》 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说部杂记》共收录图书二十种,其中宋元明小说札记十七种,分别是:《铁围山丛谈》 《芦浦笔记》《井观琐言》 《梁溪漫志》 《敝帚轩剩语》 《余庵杂录》《宋景文笔记》 《珩璜新论》 《曲洧旧闻》 《寒夜录》《佩韦斋辑闻》 《北轩笔记》 《岁时广记》 《二老堂杂志》 《木笔杂抄》 《湘素杂记》 《肯綮录》。集部提要三种,分别是:《渔洋诗话》 《师友诗传录》 《诗传续录》。每篇札记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双行小字,对全书内容的考证和文字校勘。另一部分是单行大字,类似于提要性质的概括性文字。《总目》 提要最初由各位分纂官撰写,根据四库馆的规定,分纂官在所撰写提要的末尾必须给出应刊、应抄、应存三种意见。但综观此书十七篇说部札记,显然不符合《总目》 提要的撰写体例,每篇札记中的概括性文字也大多“粗陈梗概”而已,有的则非常简略,如《珩璜新论》 云:“孔平仲《珩璜新论》 四卷,收两汉事,颇见探讨。”《宋景文笔记》 云:“以数本参订,粗少舛误。景文公议论考据精切。”《井观琐言》 云:“以上《井观琐言》上中下三卷,颇足资经史考证,其于紫阳纲目尤所究心。郑瑗,明人,而抄本作宋,误也。”张升先生曾将《提要稿》的写作对象分成两个部分:一为“初办之书”;一为“分校之书”[3]。如果按此分类的话,这十七篇说部札记无疑属于“分校之书”。
与这十七篇说部札记不同的是,该书后所附《渔洋诗话》 《师友诗传录》 《诗传续录》三篇,则基本符合《总目》 提要的撰写体例,而且给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因三篇提要均不见于翁氏《提要稿》,故将它们转录如下:
《渔洋诗话》十六卷,国朝新城王士正所为诗话,散见于其所著《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余话》诸书,世所称三十六种书者是也。此外,大兴黄叔琳所刻《渔洋诗话》 三卷,则因是陈琰微其论诗之作,而记忆平生谈诗之作以付之。已具士正自序中,与此书不同。此书前士正自序,亦无其门人弟子笔所为序,则疑是后人取其所著各种书之言诗者,摘抄于一处耳。然此内亦间有各种内所无者,又有各种内论诗之条,而此不抄者。若谓士正合其前后所著,总编为一集,则如中论宋荦一条,下注云“今人据江西犖之抚江西在康熙三十年以前,而吴雨文、洪昉之卒在康熙四十三年,亦于卷中见之。”则非士正自编明矣。士正之言诗,别裁正伪,最有师法。所著之书,因不限于世所称三十六种之部分,而抄于一处,亦颇便后学循览,或以此六卷另存其目,与黄刻之三卷者,自不相悖耳。右所摘内补入吴六章集者三条,又扬州石刻一条。
《师友诗传录》 一卷,国朝新城王士正、般阳张笃庆、邹平张实君三人答千山郎廷槐之问,而成帙也。笃庆有《昆仑山房集》,实君有《萧亭诗集》,其诗皆为士正所推评,故其所答之语,与士正之言并著于卷后。人因专取士正语,别刻《渔阳定论》一卷,皆即此书也。每条三答,具见深浅互证之旨,而实君数条,亦有与士正他书之论相同者。应抄存其目。
《诗传续录》 一卷。国朝新城王士正答其门人长山刘大勤问诗法而作,一名《古夫于亭问答》,一名《渔阳诗问》,此云“续录”,则后人与郎廷槐所问同抄而名之也。士正论诗在所著各种中多彼此互见,独此问答二种,皆不见于各种,而具有微言,且随问随答,与自著之书不同。应抄并存其目,此三书或抄录亦可。
这三篇提要与后来刊刻的《总目》 提要相比,在文字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其间必然经过了纂修官的修订。从内容和行文来看,它们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 中的提要较为接近,保留了提要较早的文本形态。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三篇提要中的“王世祯”因为避讳皆写作“王士正”。关于此事,清高宗曾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初三日下发一道谕旨: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原任刑部尚书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庙讳而改。但所改“正”字与原名字音太不相近,恐流传日久,后世几不能复知为何人。所有王士正之名,著改为王世祯。凡各馆书籍记载,俱一体照改。钦此。[4]
这道谕旨告诉我们,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之后“王士正”皆改回“王士祯”,而在这三篇提要中,翁氏仍写作“王士正”,这似乎说明《说部杂记》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关于这部稿本的写作时间,沈津先生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只是转引了封面的题识,并称“戊戌,为乾隆四十三年,翁方纲四十六岁。”[1]102—103沈先生没有据此来断定此书的写作时间,可见其对此日期持以相当谨慎的态度。我们不知道沈先生是否也注意到了有关“王士正”的问题,但事实证明,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以理度之,翁氏作为四库纂修官,不可能对皇帝的谕旨置若罔闻。另外,翁氏乃一代名儒,从学术角度来看,改回本字避免了书籍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当然是其所欢迎的。综合这两点来看,乾隆四十三年(1778)应该不会是该书的写作时间。笔者推测此书中的内容可能写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以前,而封面所题则是此书后来装订时所书的。
此书名为《说部杂记》,“说部”一词在《总目》小说家类,与“小说”“小说家”“稗官”同样都是高频率词汇,几乎成为传统小说的代名词。但翁氏所认为的说部之书,在乾隆六十年先后刊行的浙本、殿本《总目》 中并非全部著录于小说家类中。其中《芦浦笔记》 《井观琐言》 《梁溪漫志》 《余庵杂录》 《珩璜新论》 《曲洧旧闻》 《佩韦斋辑闻》 《北轩笔记》 《肯綮录》等九篇被列入杂家类,《岁时广记》 移至史部时令类。另外,《宋景文笔记》 《二老堂杂志》 《木笔杂抄》 《湘素杂记》 四篇没有收录,而《寒夜录》 成为了禁毁之书。
2 翁方纲与《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
关于《总目》早期的编纂史,因为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资料不多,我们知之甚少。至于《总目》 中的小说家类,资料更为稀少,研究者也很少提及,翁方纲《说部杂记》 的出现则为我们了解《总目》 小说家类的早期编纂过程提供了新材料。从现存的分纂稿来看,翁方纲撰写的提要最多,达九百八十二篇,其中小说类有提要者共计十三篇[5]。但根据相关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翁氏实际撰写的小说提要远不止于此,这至少说明翁氏在小说家类提要的编纂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对于翁氏小说提要编纂的研究,无疑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总目》 小说家类早期的编纂情况。上面我们已经通过《说部杂记》对翁氏所参与的小说家类提要编纂活动有了初步了解,本节试图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有窥斑知豹的效果。
翁方纲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 进入四库馆任纂修官,纂修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给分到的每部书撰写提要并给出处理意见。因为纂修官们都是各有专长,所以在分书上也会稍有不同。但对于小说而言,本来就不受重视,更不可能有专治小说者,笔者推测这类书籍最初大概是让纂修官们附带整理,或者分给一些见识广博的学者,而翁方纲正是因为“留心典籍,见闻颇广”而被刘统勋举荐[6],随后进入四库馆的。澳门中央图书馆所藏《提要稿》是了解翁方纲参与《总目》 编纂活动的最直接材料,是书保存有小说提要、札记二十一篇,其中有八篇没有提要,内容与《说部杂记》 相类似。国家图书馆藏有翁氏稿本《覃溪杂稿》,此书实际上由几份书单组成,是翁氏为《总目》 纂修工作而做的准备,它大致包括两个部分:访书拟目和提书书目。在提书书目中标有具体的提书地点,如圆明园、天禄琳琅、摛藻堂等。由此可知,纂修官们除了被动的接受分书,还得自己主动去寻访。在这份书单中,著录有小说十余种,有些后来并未收入《总目》,如《古笑史》 《见闻搜玉》 《仙媛纪事》 等。与此书相类似,南京图书馆所藏《苏斋纂校四库全书事略》 同样是一份书单①,但此书所提供的信息较《覃溪杂稿》 更为丰富,也更具有研究价值。书中部分为提书书目,同样在天头标明提书地点。还有一些书目,翁氏用朱笔写明需要校对、核查、寻访、应刊等字样。此外,翁氏在书单中多次提及“商讨”之事,如“另点出应商讨者一百一十九种”“各省府州县志暨各名山志,应如何办法,须公商。”“内丛书单,商定应刻者凡二十种。”“闰三月十六日,同诸公敬阅。”等等。可见,四库纂修官们的工作不但各自分头行动,还经常在一起商讨《总目》 编纂的相关事宜。翁方纲所撰《翁氏家事略纪》 中详细记录了其纂修四库全书时的相关活动,今将原文抄录如下:
  内府所藏书发出到院,及各省所进民间藏书,又院中旧贮《永乐大典》内日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之书,合三处书籍分员校勘,每日清晨入院,院设大厨,供给桌饭。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晋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留买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寫,以是日有所得校勘之。次考订金石,架收拓本亦日渐增,自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厂以纲、孔?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盦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醇辈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自壬辰癸巳以后,每月与钱萚石、程鱼门、姚姬川、严冬友诸人作诗课。[7]
由此可见,“对案商讨”是四库纂修官日常工作之一,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商讨解决,这些商讨的结果最终体现在后来写定的《总目》 稿本中。而在此书中收录的小说书目就有几十种,这些小说书目与其他书目并无差别,唯一不同的是翁氏对一些小说书目提出了明确的分类意见。如“《中朝故事》,唐尉迟偓,是说部,记唐时之杂事,应入小说家。”另如“《宣政杂录》,宋江万里,记宣和间,杂异怪,应入小说家。”再如“《大中遗事》,宋令狐澄,杂记大中间士大夫杂事,应入小说家。”但《宣政杂录》 和《大中遗事》没有出现在《总目》 中,说明纂修官初审之书并不一定收入《总目》。在这三种书目之后还著录了七种图书,并以小字注明“应入杂家记述”,它们分别是:《金銮密记》 《西朝宝训》 《甲申杂记》 《闻见近录》 《续闻见近录》 《明皇十七事》 《稽古定制》。《甲申杂记》 《闻见近录》《续闻见近录》 著录在《总目》 小说家类,而其它四部书均未收入《总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后来写定的《总目》 稿本中,杂家类并没有记述一类,这可能是《总目》 早期编纂中所拟定的类目。
此外,沈津先生曾对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四库全书总目》 中的修订笔迹分析道:“中有纂修官数人之删改添补的笔迹,有的书法秀丽、行书流畅;有的笔画瘦挺,潦草不规;有的端楷一笔不苟。而修改较多的为秀丽的行书和潦草不规的二种。笔者曾以所能见到的翁方纲手札、题跋、文稿核对,书法秀丽的行书确为翁氏亲笔无疑。而翁氏所删改的提要与通行本《提要》相核,几乎完全一致,其间并未再经纪昀作重要修改。”[6]122—127根据沈津先生的提示,笔者核对了上图《总目》稿本小说家类中的修改笔迹,发现有几处修改确实是“书法秀丽的行书”,很有可能是翁氏亲笔。上图《总目》 稿本的修订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至四十七年(1782) 七月之间[8],其对后来《总目》 的修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见,翁氏在《总目》 修订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证明了其在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中,确实做了大量而持续的工作。
3 《说部杂记》的价值
《说部杂记》 虽然是翁方纲在参与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所写的校阅札记,但它仍然为我们研究《总目》 的早期编纂史提供了相当珍贵的资料,同时它还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笔者将此书的价值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3.1 对翁氏《提要稿》的补充。
现存的翁方纲《提要稿》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保存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分纂稿,它对于我们研究《总目》早期编纂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翁氏去世之后,其家人保存不善,《提要稿》在流传过程中部分散佚,已非完帙。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说部杂记》 就是《提要稿》 散佚的一部分,但书中收录的札记和提要无疑是对《提要稿》 一个很好的补充。以往我们认为翁方纲擅长金石、经学,后来我们通过《提要稿》了解到翁氏在《总目》 的编纂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其所撰写的提要遍及四部。通过《说部杂记》 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翁氏在小说家类提要的编纂中也承担了不少工作。总之,翁氏在《总目》 的纂修过程中的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贡献理应得到后世的认可。
3.2 提供了研究《总目》小说家类早期编纂史的珍贵资料和线索。
《总目》 小说家类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对象,但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视野大都集中于小说家类的作品、观念以及著录形式等方面,而对小说家类的纂修则甚少涉及。当然,文献资料的缺乏是导致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说部杂记》 显得更为宝贵,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小说家类早期编纂史的线索,由此可以引发研究者对于小说家类纂修过程的思考和研究。我们完全可以从这条线索出发,并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进而了解小说家类早期编纂过程的大概情况。例如,关于小说家类提要的撰写者一直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说部杂记》 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至少可以证明翁氏在《总目》 小说家类的纂修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另外,这些资料还能告诉我们当时四库馆采进了哪些小说,纂修官又是如何校阅这些作品的,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是小说,为什么这样认为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事实上,《说部杂记》 以及小说家类的编纂作为《总目》纂修的一部分,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小说家类的纂修问题,还呈现了《总目》 早期纂修的一个侧面,这是《说部杂记》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
3.3 对《总目》小说观念形成的管窥。
对于《总目》 的小说观念,我们通过小说家类总叙和提要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总目》 中所体现出的小说观念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也并非一人所为。有学者称《总目》 小说家类所体现出的小说观念就是纪昀一个人的观念,这种认识难说客观,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总目》 小说观念同提要的编纂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①它是四库纂修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说部杂记》正是《总目》 小说观念形成初始阶段的一部分。翁氏将《曲洧旧闻》 《岁时广记》 等十七种作品列入“说部”,从这些作品的内容来看,大都记录颇杂,可见当时翁氏的小说观念是较为广泛的。他在《说部杂记》中也曾说道:“说部诸书,如沈存中《笔谈》、洪容斋《随笔》、王伯厚《困学纪闻》,非他稗官家可比。”后来可能是经过与诸位纂修官的商讨,这些书大都被移至子部杂家类,这既说明小说与杂家的紧密关系,也透露出《总目》 小说观念的形成经过了一个从宽泛到严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暗含了明清小说观念的转变。
3.4 古代小說理论史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起源甚早,但缺乏系统,大都是片言只语,散见于评点、序跋、笔记之中。据笔者所见资料,《说部杂记》应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小说为主并且以“小说”命名的研究专著,虽然此书内容为札记、提要形式,但同样是对小说的研究,其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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