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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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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11-28 11:18:00

 [摘要]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可以作为思想史文本来解读。小说的主人公“我”在空虚孤独中,发现了自然的身体,进而激发了欲望的身体,当欲望的身体得不到满足,“我”把原因歸咎于欲望对象与自己不是一个民族,而自己民族所属的国家是弱国,因而得不到欲望对象的青睐。此时“我”的政治身体凸显,进而希望祖国富强,自己的身体欲望才能得到满足。“我”在身体的煎熬中,以切身感受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个人身体始终被工具化的看待,身体(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富强和发展。对个体来说,民族国家观念可以通过“知识-权力”之下身体的自我规训的感受中产生。 

  [关键词]身体;民族;国家;郁达夫;身体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5-0055-08
身体是一种伟大的理性,是具有一种意义的一个复合体,是一场战争与一次和平,是一个畜群和一位牧人。
——尼采①
一、引言
福柯很早就认识到现代政治(权力)对个人身体的规训作用。[1]相比于传统政治,现代政治更注重对作为群体的人民和个体公民的规训,个人不再会像在传统社会中一样,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在现代社会里,一般来说,无论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国家,任何角落,一个人一生下了就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身份。公民作为权利个体的同时,也是一个义务的个体,而这两者都体现了现代政治对个人身体的规训(discipline)。
作为现代世界政治单元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是一种规训的形式,民族(nation)作为它的基础,有其天然政治性的一面。现代民族是一种统合的单位,在民族主义的倡导下把作为一个群体的人民统合到国家基础的民族里,而产生了民族国家。所以霍布斯鲍姆说:“不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P.10)在现代政治中,身体首先被纳入历史、文化、情感等的共同体——民族,然后再被纳入因之而产生的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民族国家之中。
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过程,伴随着对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范式的追求,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帝国,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而在这个大转型中,经历了一个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过程。以往的研究,注重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整体建构对身体的影响研究。比如在对身体(body)的研究方面,②黄金麟讨论了近代以来国家对身体的改造,以及身体的国家化和法权化。③但是对个人的身体是如何感受到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意义,从而促使个人形成民族和国家观念,相关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在这一方面进行初步尝试。
在人的身体上,性是一种具有隐喻和符号意义的重大行为,现代国家的权力必然要通过社会对它进行治理。因此福柯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性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因此是一个测试权力机制运作的很好领域。”[4](P.27)本文从对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主人公性的苦闷和心境的分析入手,结合郁达夫本人在日本的感受和经历,阐释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在知识-权力的作用下,民族和国家观念是如何在个人身体上形成与体现的。③
《沉沦》是郁达夫写于1921年的一篇是半自传性小说,描写一个民国初期留日学生的生活与心理。郁达夫的小说极具个人色彩。日本学者小田岳夫谈到《沉沦》时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属于“私小说”,因为郁达夫在“作品中描写的即使并非全部的事实,然而作品的主人公是他的化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5](P.9),许子东则认为郁达夫小说中的“‘他’就是郁达夫自己的文学形象(但不等于生活中郁达夫)”。[6](P.5)郁达夫自己也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7](P.312)他同时“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的某一阶级的生活”,[8](P.187)他也对采访的他的记者表露了他的小说或者他自己状态的政治性:“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现在世上的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尤其是我们中国?”[9](P.79)这都能看出这篇小说和价值,以及把它与郁达夫个体经历结合起来分析的可能性。此外,詹明信在一篇题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中认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别钟情,因而,第三世界所有的文本都可以被看作民族寓言(nationalallegories)来阅读,尤其是当这些作家的文本形式是从西方的表述方式(比如小说)中发展出来的时候,这一点更为明显。[10](P.65-88)从这个角度看来,郁达夫《沉沦》这篇小说在有意无意中都有民族寓言的文本意义。
以文学作品作为资料来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由来已久,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很有代表性。他在著作中广泛的使用了“诗文证史”的方法,[11](P.162-193)他非常重视诗歌和小说的史料价值,他认为:“一篇小说之存在,原来并非孤立,‘而实缀结于网状社会之一纲目’矣。”[11](P.184)他又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到《莺莺传》时说:“此传亦是贞元朝之良史,不仅为唐代小说之杰作已也。”[12](P.120)他的使用小说作为史料的方法又被称为“小说证史”。所以依照陈寅恪先生的方法,诗歌小说这样的文学作品一样可以作为研究历史和思想史的材料。
因此,在本文看来,《沉沦》也许不是史实,但确是对当时留日学生心理和生活状态非常细致入微的记录之一,而且与其作者郁达夫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情景化的历史和真实。郁达夫此后回忆写《沉沦》时的状态时说自己:“眼看到故国的陆沉,深受到异乡的屈辱”,才在失望中发愤写出了《沉沦》。[7](P.499)李欧梵在分析郁达夫在日本的经历时认为郁达夫:“正如他的小说所描述的一样:性、种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他的心底里全部纠结在一起。”[13](P.38)故本文以小说《沉沦》和郁达夫自己在日本的遭遇和感受互证,来分析民族、国家观念在个体上的形成。
 二、身体的自觉
中国人留学日本起源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当时清廷希望派遣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推动中国的富强。日本离中国较近,同时留学日本的费用相應的比留学欧美低廉,许多人也像梁启超一样认为日文易于学习。[14](P.15-17)此外,在废除科举之后,读书人失去了谋取功名的传统阶梯,而留学则是一种替代科举的方式,他们留学回国后可以通过甄选,获得类似科举的功名。但是民国初年去日本的留学生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虽然可以考入一定的学校而获得国家奖学金资助,但是留学回来已经不能获得功名进入政府,因此他们是个人化的留学,为了自己非政治化的前程。
《沉沦》就是写一位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的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孤僻、敏感、自卑的青年人,他喜欢日本自然的田园风光,热爱文学,喜欢读爱默生、梭罗和华兹华斯描写自然与孤独、讴歌自然和田园的诗文。④他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译诗。因为孤独,他羞于与人交往,再加上厌倦学校里的课程,他喜欢走到大自然中去,他觉得那里是他的“避难所”:
天气清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15](P.43-44)
在这种环境下,“他”把自己当做查拉图斯特拉(Zaratustra),因此在心底里对遇到的农夫讲查拉图斯特拉讲的话。查拉图斯特拉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书的第一卷查拉图斯特拉就宣布“上帝已死”,“随着上帝的死亡人发现自己置身于荒漠中”,人开始堕落,也为人创造了新的机会。因而尼采在这本书里宣扬“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权力意志是“克服、统治一切的意志”,“是一切实在的基本特征”,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可以解释人的一切活动。我(ego)之下的自我(self),即身体,“是我的基础,是权力意志之所在,是一切可能的意义之源泉”。[16](P.840-841)而超人是尼采设计的未来人,超人是诗人、哲学家和圣人的结合体,又高于三者。[16](P.844-845)尼采也没忘记在这本书里延续他一直以来痛骂女性的习惯。[17](P.316)鲁迅在日本学习德文时就接触到了这本书。[18](P.27-28)郁达夫在日本学习医学,亦学习德文,当是从这本书中知道“Zaratustra所说的话”的。在大自然中,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中,说出扎拉图斯特拉的话,“他”身心沉沦、放纵,内心激烈的冲突,自卑又膨胀,“他”的身体自觉了。这种自我的发现是自然身体的自觉。因此,在课堂上,“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15](P.44)他对这种自觉又充满怀疑,因而“我”的“狂妄自大”(Megalomania)和“郁郁症”(Hypochondria)一起增长。
“他”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人,在学校里他很孤独,他不善于与同学交往,总觉得他们在取笑他。在身体自觉中,他怨恨他们,他心里想:“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15](P.44)“他”意识到他们的不同,但无能为力,只能怨恨,并在心底里告诉自己将来是要“复仇”的。
他最痛苦的是遇到女同学时,当女同学向和他一起走的同学打招呼,他胆怯的没有与她们讲话,但是事后又非常懊悔。但他又给自己找理由——女同学是不会给他送“秋波”的,因为他是“支那人”。这时主人公背负了一个落后民族和国家包袱,他觉得自己是日本不同的种族-民族,自己不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才受不到日本女同学公平的看待。
郁达夫在回忆录里说:“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的底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19](P.306)在《沉沦》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原因自然是因为中国没有富强,国际地位落后。所以“他”在日记中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15](P.46)个体的屈辱,对女性同学的敏感,来自于他的性压抑和苦闷,但是他觉得自己缺乏爱,这是饥渴的身体自觉后的体认。因此,小说中的“他”在日记里写到:
我所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可肯。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15](P.47)
这时候他的身体自觉提升了一个层次,进入了欲望的身体。思念家乡,孤独寂寞,性压抑,他经常手淫,他因此充满着懊悔和罪恶感。他觉得那是“被窝里的罪恶”,他也知道“身体发肤不敢毁伤”,这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训诫,但是他身体的欲望让他一次一次的“犯罪”,女人赤裸裸的身体总在他的思想里引诱他再一次“犯罪”。他去查资料,知道果戈理也有手淫的习惯,才稍稍宽慰。但是他内心还是恐惧和自责的,他觉得自己记忆力衰退,身体也消瘦起来。这种罪恶感中,他的身体觉醒了。正如有学者的分析:“看上去郁达夫的主人公获得是身体性的觉醒和感性的塑造,其实这个身体已经和民族国家的统治与质询结合在一起,同时主人公的压抑也同样是一种‘内化压抑’,至少内化了弱小民族体验以及性道德,而不是感官层面的性压抑。”⑤正因为“内化了弱小民族体验以及性道德”,“他”对自己的手淫更有极强的罪恶感。
  在20世纪初期,西方医学界对手淫的态度已经转变,并不像传统上认为它是需要治疗的疾病,但东方国家则大不相同。“他”之所以有这种负罪感和罪恶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应该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宣传,因为日本工业化开始的明治时代,手淫是疾病的观念通过西医引入日本,手淫要受到控制,因为要保证人口质量,在日本这样“发展科学以增强国力的国家里,手淫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20](P.258,43)这也是福柯所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性问题变成了权力的对象和工具。”[21-22]所以可以想象小说中的“他”接受到这样的宣传,知道手淫不利于国民和国家的强盛,但是他来自弱国,而且进行着这种行为,所以会有极大的痛苦。因此他“非常爱惜身体”,所以每天总要洗澡,总要吃几个鸡蛋和牛奶。[15](P.47)
 另外,在“他”所处的中国,也就是郁达夫留学阶段的后期,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手淫是一种身体自我愉悦的方式,这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看来是与自然相违背而不道德的。人是必須有其社会性的,正当的性应该基于社会婚姻的契约和生殖的目的,而手淫囿于自我的快乐之中,是不适当的。康德更认为手淫“是与欲望的真实目的想违背的”,是对“种族生存规律的嘲弄”。⑥福柯注意到,“到了18世纪,性成了治安的事情”,“性治安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忌,而是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进行必要的调节”。[22](P.16)这时候出现了人口问题,人们认为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有人口,而这时“性就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因为人口与国家富强有关,国家必须对性进行调节,性的方式与社会国家的命运第一次有了关联。[22](P.16-17)这时手淫这种非生殖的性行为,自然成了禁忌,而且是象征着对国家社会的不利的行为。
1916年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中国的启蒙运动还未展开,但就在这一年,以后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青年与性欲”的文章,该文对手淫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作者引西人观点认为手淫的危害在于其多在人身体未发育健全时进行,是不自然无节制的行为,接着作者主要从生理方面来论述手淫的危害:“自慰者之身体状态,不但神经衰弱也,且诱起其他诸无名症,如:势力缺乏、全身弛缓、怯懦逡巡、记忆力减少、机能不调、诸事违意、头痛、耳鸣、眩晕、视力缩短、言语不清、梦魔漏精、生殖不能,莫不因之而起。”⑦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有着科学身份的“日本医学士”,一个掌握着“性科学”的人。在福柯看来,医生们的性科学“是一门本质上服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一些旧的道德律令。而19世纪发展起来的性科学,则把“有关详尽的强制忏悔的独特仪式作为自己的核心”,这种方式类似于基督教,[22](P.35,45)形成了知识-权力对人的规训。而中国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生育与国家强盛紧密相关,而且医生可以介入个人的性生活,“把性生活变成了一个医学问题,使之与退化、病毒和传染等概念联系在一起”。[23](P.214)因此这样的“性科学”观念不能不影响到郁达夫,让他对自己的行为懊悔,让他不敢正视自己欲望的身体,这种欲望是对国家不利的。这也是郁达夫和小说中的“他”痛苦的思想和国家根源之一。
从东京搬入另一个小城市,“他”住进日本人家里。房东的女儿再次撩拨着他欲望的身体,“她进他房里来的时候,他的呼吸意急促到吐气不出的地步。他在她的面前实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来她进他的房里来的时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15](P.58)他还是无法面对自己欲望的身体。偶然的一次,他看到了房东女儿沐浴时的裸体。他自责自己不该看,但是沉重的身体和强烈的欲望让“他竞同被钉子钉住的一样,动也不能动了。”[15](P.59)他觉得自己被发现了,内心十分恐惧,最后他决定搬到一个山野的院子里居住。但是沉重的身体和强烈的欲望,让他还是不能逃脱性的诱惑与痛苦,他看到一对男女偷情的时候,听到“娇滴滴的女子的声音之后,好像是被电气贯穿了的样子”,“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是不听他的话。”[15](P.65-66)他的身体受到欲望的支配而无法自拔。
他浑浑噩噩的生活,一日出去闲逛撞入一家酒馆。侍女们的肉体让他沉醉、激动,这是他欲望的身体可以得到发泄的时机。当侍女和他攀谈,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含含糊糊的不想回答,他觉得自己“又站在断头台上了”。他知道: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他们骂人的“贱贼”还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15](P.59)
他全身发抖,眼泪也落了下来。这侍女本来在他的眼里也许只是欲望的客体,因为她吸引他的是她的肉体,她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他身体的压抑和欲望。但是此时他却不能面对她,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是一个弱国的子民。而他欲望的客体却是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国民。他强烈的认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了自己民族的国家之重要,希望它强大起来,她才能以平等的民族和国民身份面对日本女人。他懊悔的说:“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情人罢。”[15](P.71)这一刻当身体的欲望无法通过异族的女人实现,他把欲望的客体转移到了民族和国家,希望国家强大。从郁达夫在回忆录里对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活的记述里可以到得到佐证,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的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19](P.273)
在离开酒馆的时候,因为给侍女的小费太少,“他”感到异常的窘迫。“他”想到了自己孤寂的处境,想到了自己与兄弟断绝关系,这让他十分痛苦。他悲伤的觉得:“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15](P.74)他想: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啊,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
……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5](P.75)
  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呐喊是因为,晚清以来知识界构建了国民观的“美丽新世界”,个人在国民理想的感召下,切断了与旧制度的一切联系,而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完全交给国家后而产生的困顿。[24](P.333)但是问题在于即就是在清末民初国民观念尚未通行之时,⑧个人也会感受到作为弱小民族的耻辱。所以问题不在于个人把自己交给国家而无力,而在于国家本身的积弱,民族的危亡。所以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只有在身体的困顿中,才让身体强烈感受到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虽然民族是他的身体的归宿,但是民族不能保护他,给他强大的后盾,这时候只能依靠国家,因此才希望把身体交给国家。个人身体与精神的摧残,让身体从个人的欲望与现实遭遇的困顿,上升了到了民族国家程度。日本人是外族,日本是外国。而“他”这个中国人要在这样的国家里受到歧视。但是日本先进所以他来留学,是不得已的事情。因此身体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
郁达夫本人对此很有感触,他说:“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哪一国去住上两三年。”[19](P.304-305)他还说:
有智识的中上流日本国民,对中国留学生,原也在十分的笼络;但笑里藏刀,深感着“不及错觉”的我们这些神经过敏的青年,胸怀哪里能够坦白到像现在当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样;至于无智识的中下流——这一流当然是国民中的最大多数——大和民种,则老实不客气,在态度上言语上举动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简直是最有成绩的使中国人了解国家观念的高等教师了。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19](P.305)
情爱这种身体自发的天然情感和欲望,因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而受到阻碍和歧视,而用身体的自我愉悦——手淫来排解身体的欲望,产生痛恨和怨恨。这些身体情欲的折磨和社会歧视等遭遇,让“他”从身体上深切地感受到了到自己民族的身份,也产了国家的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才能让他成了一个和日本民族平起平坐的国民,才可能让他的身体自由地发挥它的欲望,而不是压抑。这时候,个人的身体和民族与国家联系起来了,个人身体通过社会的冲击和形塑,而使身体政治化,民族国家化。这个过程也是民族国家观念在个人的身体上产生和体现的过程,民族国家之下的身体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
三、个人、身体与民族国家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散漫放纵,如一盘散沙,人民无国家意识,而使中国无法富强,进而主张中国人应该强健身体,同时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塑造人民的国家意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的传统里没有个人,中国人个人不能独立,进而需要自由主义的独立个人作为国家“寻求富强”的手段。⑨
这两种观点虽然对个人和国家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点:个体(个人)本身自主的價值被忽略,个体始终只是手段,那么作为个人生物载体的身体要强健或独立起来不过是为了使国家富强。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有许多知识分子提倡优生学,他们“坚持生育与国家强盛息息相关”,[23](P.214)优生学家们站在民族(种族)或国家强盛的基础上,都反对个人主义。潘光旦在一篇文章中直接表明自己是以“种族竞争”的新标准发言,因此他多次批评了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会导致人对“社会及种族之责任心薄弱”,并言,从严格的生物学观点来说:“以种族之竞存为前提,个人之自由幸福,在势不能不退避一隅,或竟须完全牺牲……。”[25](P.28,20)另一位优生学家刘雄的论述则以“国家致胜利”和“种族发达”为前提,他认为:“个人自由当以不妨他人,不害种族发达为限度。”[26](P.73)由此看来,救亡和富强的任务压倒了让国民产生真正的个人主义的机会。
所以,这样境况下的国民,他们身体感受不到民族和国家。而只有在外国侵略使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或者处于域外,当个人的身体的欲望无能施展或安危需要国家保全,或者说国家可能保全的时候,个人身体上的体验结合他们所获取的知识,促使了“知识-权力”下的自我规训,个体感受到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
而在《沉沦》中“他”的处境和遭遇下,既展现了民族和国家观念在“他”的身体上形成的过程,也体现了从身体强则国家强转变为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身体也无法强大,这一观念转变。个人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对立面,个人的权益要通过民族国家来得到维护。从个人身体到民族和国家在身体上的体现的过程,让此前风行的个人主义思潮,在民族国家面前黯然失色,因为个人需要国家。个人主义不应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应是民族国家之下的个人主义。这样的身体危机感的塑造,从对身体强健的要求开始,进而转向需要一个强大(富强)的民族国家,以此塑造身体,为身体提供强健的基础。此时,身体必须服从民族国家。这也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为众多知识人接受的原因之一。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即就是胡适这样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进而主张“小我”要服从“大我”。[27](P.529-530)
从郁达夫的所处的时代来看,他接受并表现在《沉沦》里的身体观念(知识)可以分为两部分,有来自中国传统儒家的身体观念,还有经过当时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的身体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身体观里,一方面身体是国家的象征或“政治权力展现的场域”,比如董仲舒将国家政治系统的关系用人的身体来比喻,而在《公羊传》里,则将国君的身体等同于国家,认为二者是一体;另一方面身体是社会规范和精神修养的展现场域,身体表现“威仪”,同时通过修身,来齐家治国平天下。[28-29]而这“修身”当中也包含着禁欲,而且自古手淫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因为“会使元气丧失”,对身体有害。[30](P.54)而这两种儒家的身体观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身体-国家的关系。身体不管是作为高层次的象征和隐喻,还是低层次的个人存在,其更高的对象都是至上的国家。在古代西方,身体与政治并无多大关联,中世纪身体的意义需要宗教来赋予,到了近代国王的身体尤为重要,而法国大革命以后,普通大众的身体成了公共领域的焦点,而成为现代国家规训的对象。[31](P.690-695)当时中国引进西方的身体观念以梁启超为代表,在他的视野里中国人的身体积弱,所以中国不能强大,所以中国要强大必须塑造新民,身体与思想都强大的国民,也就是接受国家的规训。而梁启超特别提到性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结婚过早所以身体较弱。[3](P.61-62)

在被重述的西方的观念里,身体也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就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富强是中国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知识人祈求的国家发展目标,[32]在梁启超及类似的论述里,个人的健康、强壮与这个目标息息相关。所以《沉沦》中的我会因为手淫而懊悔,这种当时被认为是对身体摧残的行为,在“他”的意识里会危及国家的富强。而“他”欲望的另一个对象却是异族、异国的日本女人,他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国民,在这种身体的煎熬与屈辱之中,其实是在被中国和西方的两种带有国家意志的身体观念(知识)规训的过程,在这种规训的过程中经由身体,深切感受到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民族和国家观念与认同。
“他”形成民族和国家观念的过程中具有三重身体,B10自然的身体在欲望的作用下转变为欲望的身体,而欲望无法满足,因为屈辱而使身体政治化,形成政治的身体。政治身体把自己和国家联系起来,进而形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这种民族和国家观念形成与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国家的规训不同,而是经由外国屈辱和身体的压抑,而在“知识-权力”之下进行自我规训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以社会观念(知识-权力)为背景的身体感受。这可以看做是现代政治丝丝入微进入个人身体的过程,在现代政治中,个人的民族和国家之观念的形成不仅通过作为“想象的共同体”[33](P.6-7)成员的想象,还有更重要的方式是个人身体的感受。
现代国家不同于传统国家,现代政治比传统政治更有渗透力,现代国家的国民必须有政治身份,所以“现代政治不仅是行政体制运作的问题,而且也是每个‘个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临被塑造的问题,包括政治对身体进行的规训与惩罚”。[34](P.28)在这种塑造、规训与惩罚中,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再像在传统国家中那样是“自然的身体”,而是变成了“政治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国民就会被塑造出来——他既具有民族身份,同时又有国家的身份。这就是《沉沦》中“他”通过身体形成民族和国家观念的过程。
四、结语
研究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学者曾言:“一个国家本质上是存在于它国民的内心和思想中的;如果国民内心不承认国家的存在,那么任何逻辑推导都不可能使国家存在”。[35](P.2)
通过对郁达夫小说《沉沦》中身体政治的解读,本文认为
现代人的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可以由民族主义的号召和国家的规训形成,但经过个人身体而到心理的感受,会更强烈地塑造一个人的民族和国家观念。而且在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不仅有国家和民族自上而下的规训,还有个人通过身体的感触,而由“知识-权力”下进行的自我规训,这是民族和国家观念自下而上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和民族主义、国家规训一起相互作用,塑造了现代人的民族、国家之观念。
(感谢桂枭、赵刘洋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建议。)
参考文献:
[1][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2.
[3]黄金麟.歷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4][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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