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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对网络“反转新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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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7-12-25 09:40:00

  摘 要 网络的发展高度依靠公众参与,事实由众多信息“拼贴”而成,公众情绪和情感的表达比新闻事实更加聚流,“反转新闻”频频发生。公众参与事实真相的挖掘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但舆论的不断反转,使得网络环境更为复杂,影响良性社会构建。此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深刻的,文章从传播学5W视角进行分析,并结合现状情景为媒体和公众试提出几点意见。 

  关键词 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21-0001-03 
  2016年11月,英国《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定为2016年年度词汇,意为“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后真相时代下的“反转新闻”往往依据情感上的接近而进行反转。事件的真相在话题中发生着一次次的颠覆重塑,情绪一浪高过一浪,公众不关注真相,只是着力于道德的审判和情绪的渲染,甚至期待反转,但一旦真相被揭开,公众却已将事件的原委淡忘。 
  1 后真相时代的内涵 
  19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把新闻解释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在网络环境呈现出泛娱乐化特性的今天,新闻突出“猎奇”和“反转”,过度的渲染未经证实的“事实”,“真相”被层层掩埋,公众沉浸在意见的交锋中。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真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以接近真相为目标的持续过程。公众对“真相”各持己见,对“真相”的把握也就会欠缺。一个新闻事件最先爆出来会以情感风暴的形式引起多数人的关注,消息一经扩散,便出现“反转剧情”。以“8·31”榆林孕妇跳楼事件为例(如 表1),几经反转,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是众多“真相”。 
  笔者认为关于这场悲剧最该思考的地方,竟然是在事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之后才被提起,是在被公众“娱乐消费”过后才有的反思。这样的“后真相”带给社会更多的是惶恐不安。 
  2 后真相产生的原因 
  信息的传播是一个过程,对复杂的新闻事实的探究和核实就需要一定时间。1948年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首次提到了传播过程中的五要素,即Who(谁)、Says What (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1]。基于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笔者试析为何“雄辩胜于事实”“真相抵不过情感”。 
  2.1 Who——媒体“把关人”作用缺失 
  媒体报道直接影响受众如何理解新闻事件,甚至是会从新闻事件中得到什么结论。在孕妇跳樓事件中,一些媒体不只没有合理安抚公众,反而是不断爆料,刺激公众情绪。舆论不断围绕着孕妇的死因和家庭,这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会造成社会对此类敏感话题的恐慌,甚至会影响人的三观。 
  首先,过度追求时效性,随意对待事实。传统媒体从新闻的采集到发布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自媒体准入门槛低,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这就使得媒体为了抢夺时效与关注而不去严谨地核实事实。当新闻报道呈现浅表化的趋势时,传统新闻机构的专业权威将愈来愈让位于自媒体或普通受众[2]。 
  其次,为迎合受众的兴趣,对事实的筛选“以偏概全”。反转新闻总是在一个时间段里以事实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报道,导致公众只了解事实的一部分,而误以为自己所相信的事实的全部。 
  2.2 Says What——内容选择偏向主观 
  信道中传播的信息内容掺杂了大量的情感成分。通过新浪微舆情进行全网事件分析,笔者将检测关键词定为“榆林+产妇|孕妇+跳楼|身亡”(其中“+”代表并列条件,“|”代表或者条件),统计了从2017年8月31日20时0分0秒至2017年9月16日0时0分0秒之间的舆论走向。 
  从情感分析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整体倾向于敏感的,关键词层面显示出“身亡”“冷血”“绝望”等中性和负面词汇偏多,这反应出公众对待这一事件的情绪是以负面居多的。情绪是人的主观反映,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更容易在人群中传递,人们受到负面情绪的驱使就容易失去理性,忽略事件的真实性。 
  一方面,认知捷径导致情感优先。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3]对于一个复杂的事实,相比花时间考证,大多数人往往会依赖于头脑中已经建构好的经验框架或者情感认知去直接得出结论。 
  另一方面,情感宣泄造成刻板模式。刻板模式使得公众在面对一个新闻事件时,情感不断塑造着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又不断加深着对待一事物的主观因素,使受众逐渐生活在自己主观情感所构建的假环境中。 
  2.3 In Which Channel——社群化传播左右个体思维 
  胡泳在谈论“公共领域”时说道“在特定的共享精神气质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性和融合 
  性。”[4]社群化传播使人们逐渐生活在自己所希望生活的“小世界”中。 
  一方面,群体心理导致非个人化。孕妇跳楼统计数据显示出,微博微信是媒体活跃的主要平台,同时这也是社群化群体的主要聚集地。基于共同的信念、文化而聚集在一个群体中的受众,因害怕被群体“边缘化”从而会跟随整体的意见,群体认同使他们失去了对个体行为的意识。 
  另一方面,群体认同造成舆论争锋。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当人们发现自己所属的群体比其他群体为优时感觉会更好[4]。这就使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各个群体围绕着不同观点,十分“自信”地自圆其说,为证明自己所属群体的优越性以争夺虚荣心上的满足,互不相让,导致舆论一波高过一波。 
  2.4 To Whom——公众缺乏理性 
  黑格尔提出“坏的主观性”是指当主观主义无限扩张,信仰和情感就会取代客观事实和理性分析,这势必会导致后真相时代的到来[5]。如今公众面临更多的选择,从而决定了自己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第一,投射心理。后真相時代下的投射心里一般是指把自己所厌恶的愿望、情感、冲动等投射到别人身上,而自己总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去审判别人。孕妇跳楼事件中,一些人把对男性的“憎恨”投射到孕妇丈夫身上,一些人又将对婆媳关系的厌恶投射到孕妇婆婆身上,还有一些人将对医院的不满投射到医院身上。各方“大义凛然”的进行争辩,却忽略了这场争辩的基础早已脱离了事实。 
  第二,窥视心理。据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人都存在潜意识中的窥私欲,但网络社会中人们的窥私欲愈发膨胀。将尼尔·波兹曼说过的“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用来形容此也不为过[6]。 
  第三,极化心理。人们总是通过优先选择信任关系来选择传播和接受信息,以强化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和信念[7]。在后真相时代,受众已经摸清了“套路”,认为真相总是在最后登场,而不停的反转只是为了博取关注度,这样的心理使受众心安理得参与到反转新闻的助潮中。 
  2.5 With What Effect——回声室效应导致“信息茧房” 
  回声室效应的定义是:在媒体上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上,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到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8]。后真相时代下的公众认为绝大部分人相信的就是事实,这样一来使受众被困在信息的茧房中。在孕妇跳楼事件中,悲剧是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但受众会接受被报道得比较多的事实,往往归因到 
  个别。 
  3 后真相时代的思考 
  即使说后真相时代下的反转新闻不是假新闻,但是媒体人指责的失守、公众的求异心理终将会造成新闻报道的失实,过激言论仍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和恐慌,这在警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真实仍应该是新闻的生命。 
  3.1 媒体:坚持客观公正,报道不偏不倚 
  第一,主流媒体提早发声,发挥引导舆论功能。主流媒体应该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引导公民树立正确价值观。主流媒体应该抓住黄金24小时,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以其专业的报道以及对真相合理的进行议程设置,把控网络舆情,安抚好公众的情绪,规避公众因无端揣测所造成的混乱,净化舆论生态。例如消息《肯尼迪遇刺》全篇不过100字,用“裸露的事实”抓住新闻事实的核心,减少公众主观性的带入,受到了业界的一致认可。 
  第二,媒体要坚持创新原则,紧跟时代变化。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道听途说的信息泛滥,“有图并不一定有真相”,这也是媒体面对的新的困难之一。如孕妇跳楼事件,可以以时间轴等方式跟进新闻事实,这样就方便了公众的了解和理解,大大减少主观的臆想猜测。 
  第三,媒体应该秉持人文关怀理念,保持鲜明的价值观。媒体不光承担着职业责任,更承担着社会责任。新闻的人文关怀不应该仅仅体现在对人的关注和关心,更应该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榆林孕妇跳楼事件中涉及一位母亲和一个孩子的生命,媒体添油加醋的蜂拥而上、公众不分青红皂白的争论热议,对已故者是极大的不尊重。媒体人应该恪守职业道德,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 
  3.2 受众:加强媒介素养,培养理性受众 
  第一,加强媒介素养。随着UGC的兴起,用户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人人都有麦克风”,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公众在享受知情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自身媒介素养,自觉承担起责任,严格自律的同时也要将监督其他公众的言论,更加客观理性传播新闻事实。 
  第二,培养理性思维。中国有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少公众受此思想影响,随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古斯塔夫·勒庞“群体心理”(group mind)理论认为群体的情感和行为是感染特性的,在群体中的个体会无意识地跟随群体,做出其作为个人不会做出的反映[9]。面对“后真相”的现象,公众更应该冷静、客观、独立的进行思考,避免极端情绪裹挟,破除定势思维和刻板模式,用批判的思维谨慎地质疑网络消息。 
  第三,关注事件启示。真相和启示同样重要,受众对待新闻信息不仅是要达到获知的层面,更需要达到理解、借鉴的层面。孕妇跳楼事件不到半个月关注的人就极减,公众“发泄”过自己情绪后就不再问津。可以看出,孕妇的悲剧是医院、亲属的冷漠、缺失沟通和关怀甚至是其自身心理承受能力的崩溃造成的,受众在得知真相的同时,也要有所思考。 
  4 结束语 
  后真相时代使得“矛头”可以随意的指向任何一方,对任何人造成“人肉攻击”都是轻而易举,对他人的伤害也是难以轻易弥补。我们常说“简短而有力”,具有传播力的新闻,往往不是最复杂的、反转的新闻,而是被简化了的新闻。新闻报道要满足的是受众多方面的、正当的需求,从而正确引导受众;受众积极的、正面的反映也会为媒体提供发展动力。在这方面,媒体与受众仍应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刘宇轩,巢乃鹏.后真相时代的受众心理与媒体策略[J].青年记者,2017(16):15-17. 
  [3]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7. 
  [4]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6,134. 
  [5]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J].新闻大学,2017(3):28-33,61,147-148. 
  [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全燕.“后真相时代”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现象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7):112-119. 
  [8]刘洁吟.浅析“后真相时代”真相敌不过情感的原因[J].新闻研究导刊,2017,8(11):79. 
  [9]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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