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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君子人格对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养成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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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8-01-04 09:29: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要求党员干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先秦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追求的君子人格中仁爱为本、舍生取义、勇于担当、诚实守信等完满人格伦理与新时期行政人员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高度契合,对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君子人格;行政人格;养成 
  中图分类号:D63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12-0032-05 
  作者简介:王江维(1985-),男,陕西兴平人,陕西科技大学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生、守诚信、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1]其中讲仁爱、重民生、守诚信、求大同等内容体现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精髓。习近平还指出:“各种文化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学以益智,学以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因此,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养成离不开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先秦君子人格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的君子人格是“内圣外王”理想基础上的现实叙述。“内圣”要求在内在德性上达到至善,“外王”则是这种圣人德性在社会中具体实践的最高理想。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来自自我的内在约束和精神追求。“孔子对君子人格是作为处世立身之本来预设的,仁、智、勇是君子人格的三达德。”[3] 其中“仁、智、勇”以及追求诚信、舍生取义等优良品质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的重要道德标准和人格追求,并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评价和个人德性修养的主要目标。 
  一、先秦君子人格内涵 
  (一)君子怀仁重义——人本思想的道德前提 
  首先,“仁”是先秦君子人格的核心。“仁者爱人”所讲的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关于如何去实行仁,孔子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就是说,自己想要干的事情,先要帮别人干成,自己所想要得到的要让别人先得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方法是实行“仁”的必要条件。仁爱之心表现在为官之道中就体现为以民为先的民本思想。以民为先是为了实行“仁”而在德性修养上的自为,是道德上的主动作为。类似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其次,孔子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君子在追求“仁”的过程中,“利”和“义”的冲突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4]孔子在谈君子时常常和其对立面“小人”相对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形成了儒家学说的“义利之辩”。其中认为“义”和“利”在个人道德层面是极其重要的两个对立面。当“利”和“义”相互冲突的时候,君子应该坚守道义,做出的决定应该只出于道德的考虑,否则就是不义之举,也就是小人之举。从个人层面来讲就是要“利他”,而非“利己”,即使是在面对生死抉择的时候仍然能持守“舍生取义”。 
  从君子对待“义”和“利”的态度可以看到君子人格是通过自我不断的德性追求而获得的,道德的自我认可,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自然抵御那些物质的、金钱的低级趣味,形成卓尔不凡的人格特质。 
  (二)君子好学——德才兼备的取仕之道 
  孔子说:“仁者利人,知者安仁。”(《论语·里仁》)这里的“知”通“智”,其重要性仅次于“仁”,意思是说实行仁德的人安于仁道,有智慧的人运用仁道。其中的“知”就是实行仁德的手段,可见这里的知的根本目的还是“仁”。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智慧呢,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学習。《论语》中所说的学习包括“进德”和“修业”两个方面,“进德”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修业”是指专门的知识学习。先秦儒家始终将人的品格放在第一位,然后运用智慧去为仁爱服务。在孔子看来,君子不惑,是因为其好学而知礼的结果,他说“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可见孔子将好学作为君子人格的重要标准。儒家倡导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先秦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形成了重要影响,其中“学而优则仕”的取仕原则,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它是强调“修德”“修业”兼顾,既注重才能也注重品行。 
  (三)君子不惧——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仁、知、勇”是构成的先秦君子人格的道德基础,个体德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理论向度则是由“勇”来实现和完成的。“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问宪》),此句意为真正的勇气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仁”“智”基础上的担当。孔子把“勇”作为君子人格的必备德性。“勇者不惧”是指在坚持“仁”的信念基础上,去实践“仁”,要做到知行合一,做到“仁者必有勇”。可见在孔子看来,“仁”和“勇”是言和行的有机统一,拥有了信念和良好的意志品格后,要勇敢地执行它,不退缩,不畏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仁”的最终归宿。“知耻近乎勇”(《中庸》)强调羞耻感也是“勇”的表现,一个人有羞耻感,才能有勇气承认并克服自己的过错,弥补自己的不足,进行自我改造。孟子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 告子下》)则说明君子要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练和考验才能增强本领,才能堪大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体现了为了实现“仁”,就算赴汤蹈火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的殉道精神。“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左转·昭公四年》)进一步论证了君子应该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这种以道为己任、心系国家、勇于担当的精神追求是当代公职人员应该学习和效仿的。

 (四)君子守信——取信于民的基石 
  讲诚信历来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认为人没有信用就没有立足之地。为人讲信用,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要求。从为政角度来讲,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子路》),这里的“正”也是保持信誉的重要方式,是为政者应该具备的道德素养。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颜渊》)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当政者失去了百姓的信任,这个国家就不能长久存在下去了。从个人层面来讲失去诚信就失去个人在社会立足的根本,进一步讲,政府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执政基础就会动摇。 
  二、公务员行政人格形成的挑战 
  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是我国政府行政的价值追求,也是我国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应有内涵。因此,公务员只有将服务意识、服务理念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将个人价值的体现建立在为公众谋福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和行政价值的有机统一。然而在现实中,公务员行政人格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往往造成部分公务员行政人格的扭曲和异化。 
  (一)人格错位 
  公务员具有双重人格特征:一个是作为普通公民的人格特征,在个人生活领域,其和普通民众有着相同的人格倾向,这种人格倾向以追求其个人及家庭利益为行为导向;另一个是公共利益维护者的人格特征,此特征要求其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不能以权谋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渴望愈发强烈。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个人财富量来衡量其成就的片面社会评价机制。以此为诱导形成了社会集體人格的功利性倾向。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公务员的价值观念和人格倾向自然会受到社会评价机制的影响,将个人成就和获得物质财富挂钩,以证明自身的社会价值。在此影响下,一些公务员行政人格就会发生异化,形成以个人利益置换公共利益的人格错位,置公共利益于不顾。 
  另外,从客观上来讲,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要求公务员更多的参与到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行政事务上来。在这个过程中,“官僚与任何其他人一样,不是受到公共利益的激励,而是被认为受到其利己利益的激励。”[5]其在行政行为过程中会自然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趋利避害倾向。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在德性作为约束,仅仅以一个“理性经济人”的角色去参与经济管理,就会形成以“利”为先的目标导向,危害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重“绩”轻“德” 
  目前,我国公务员在考核晋升时注重以能力和成绩为主,德性为辅。其主要以公务员实际的工作成绩和工作能力作为量化标准,在反映道德修养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主要依赖行政纪律等外在制度作为约束条件,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局限于没有明显的道德过失即为合格的传统做法。这种最低限度的标准事实上仅约束了公务员的“败德”行为,并不能促进其道德涵养的主动提升。以能力和成绩而非“以德为政”的评价标准必然导致忽视整体社会效应。公务员在执行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会倾向于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明显效益的项目领域,而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经济效益不明显的民生项目则会被忽视或敷衍,形成好大喜功、忽视公众利益的不当行政行为。这种评价机制造成公务员道德责任意识和理想信念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不利政府综合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也影响政府形象。 
  (三)多元意识形态冲击 
  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其道德修养的形成必然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代表着诸多利益诉求的阶层之间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公务员个体社会背景和家庭成长环境等不同因素决定了其本身也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持有者,这样在公务员群体之间就形成了由不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不同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与之相对应的人格倾向。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多元意识形态相互之间影响和渗透,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对我国造成很大冲击,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和价值观对我国公民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公务员,其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四)信用制度缺失 
  “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好的信誉可以为政府在公众管理过程中得到公众的有力支持,为其提供大量的便利,既能节省行政成本,也能提高行政效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颁布的政策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或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坏政策或做坏事。”[6]一旦公信力受损,陷入信任危机的“塔西佗陷阱”,则会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受到阻力,耗费大量的资源,事倍功半。行政信用是民众对行政组织、行政人员、行政活动、行政制度等信誉的价值评价,行政信用的核心是民众对行政行为的满意度、认同和归属感等。公众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具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讨论权,是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权利保障。由于行政信用制度的不完善,近年来行政组织和公务员信用缺失的现象屡见不鲜,隐瞒真相、谎报事实、欺瞒公众的事件在媒体上时有曝光。公务员是政府形象的代表,一些公务员的失信行为稀释了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信任,进而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三、先秦君子人格对公务员行政人格养成的启示 
  (一)强化公务员个体自我道德约束 
  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使用的最终目的只能是为人民谋福利,这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公务员的人格前提决定了其在执行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且是唯一目标。为了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防止公务员以个人利益置换公共利益的行为发生,仅仅依赖制度约束机制是不够的,还要以道德自觉作为内部约束。习近平说过:“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看得透、看得淡,知所趋、知所避、知所守,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图、不为情所惑,就能最大限度地把精力用来为国家和人民勤奋工作,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不去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客观来说,党和国家对公务员的廉洁自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工作力度更是空前的。但还是有些公务人员不能抵制诱惑,在名和利的糖衣炮弹攻击下,轻易突破道德底线,走向违纪违法的深渊。其根本原因与德行修养的缺失不无关联。公务员以人为本的人格前提要求其须以君子“仁爱”思想和名利观作为内在道德约束,将外在的他律转化为内在的自律,这就意味着公务员的行为是在既定道德认同基础上的自我约束,只有基于此才能坚守以人为本的道德实践。因此,作为公务员,在面对不正当利益诱惑、不健康思想腐蚀的时候必须时候保持清醒,加强自身的德性修养和道德约束,从思想源头上杜绝腐败的滋生。 
  另外,公务员肩负着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职责,其行为倾向和行事风格往往会形成强大的外部效应,是社会公众学习和效仿的重要参考对象。因此,公务员整体的道德修养水平高低就变得尤为重要,它向社会传导着重要的价值观,起着上行下效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公务员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理应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只有自身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才能起到教化民众、匡正社会风气的作用,才能增强公众对公务员的信任,提升政府形象。 
  (二)建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政绩评价机制 
  第一,强化唯才是用的用人标准。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庞杂,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方面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对公务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公务员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强大的心理素质、高效敏锐的决策能力以及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公共行政部门面对的日益复杂的局面,才能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公务员不但是某方面的专才,还应该是具备多方面能力的通才。因此,公务员录取的标准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注重才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才能掌握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第二,建立以德为先、内外结合的道德评价机制。其一,如上所说,公务员的才能和学历水平是其职位的必备条件,所以长久以来对公务员的考核和晋升更多看中的是业绩和能力,对其道德修养的要求和考核则往往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公务员理想信念缺失,逐渐形成道德素质低下、官僚气息浓厚的形象,甚至走向违法乱纪的境地。公务员的德性修养不过关,其行政行为就难以保证公正性,也就不能做到孔子说的“务民之义”。这就要求行政组织推举人才必须对其德性负责,并结合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特点,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其二,公共权力的法理依据规定了公务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要求公务员的行政人格必须具有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道德基础。因此,在晋升考核评价指标中应该加入公众评价环节。在具体操作中应将公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参考标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了将公众评价作为政府行政部门主要考核指标的积极尝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如果能进一步推广,将公众评价直接引入对公务员个人的考核,则会有效促进公务员队伍整体道德水平的快速提高。 
  (三)加快行政信用和行政绩效制度化建设 
  第一,行政信用制度化是避免行政失信的必要措施。因此要逐步建立行政主体行政信用档案,记录公务员日常行政活动中的信用状况,形成制度化的约束项,并以此作为公务员考核晋升的条件,这样不仅能促进公务员道德修养的提高,也能从整体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行政绩效制度化是行政信用制度化的重要保障。行政信用制度化是外在强制性约束,而非行政主体内在自觉要求,无法从根本上调动公务员追求行政信用的积极性。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行政绩效制度化作为保障,就会陷入行政主体逃避行政信用责任、丧失追求行政信用动力的困境。行政绩效制度化主要将行政活动对行政效益贡献度作为衡量标准,要求针对公务员的行政绩效状况进行奖惩,甚至要求行政主体以声誉或物质财富作为抵押。[7]因此,要确保行政信用制度化的有效性,就必须以行政绩效制度化来促进外在约束向内在自觉转换。 
  (四)塑造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改革处于攻坚阶段,道路上充满艰辛,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新的挑战,这就要求公务员必须不断更新观念,用智慧和勇气去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问题,积极进取,攻坚克难,勇担改革大任,在反复实践中进行制度探索和制度创新,研究适应经济社会新阶段和新要求的高效的行政服务体系。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国家高压反腐的形势下,一部分公务员有不作为就不会触碰红线的心理,这种“明哲保身”的自利性人格导致了消极懒政倾向。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人格倾向,自然会规避“于我不利”的风险而滋生行政不作为情绪,会变得谨小慎微、裹足不前,成为改革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和绊脚石。因此,公务员必须牢牢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立身为公。只有这样才能勇敢面对自我利益得失,才能自然抵御物质的诱惑,才能在困难面前不失本色,敢于担当。另外,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广大公务员必须持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国际视野,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考察山东曲阜时指出:“对待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的加以对待,有扬弃的加以继承。”“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使其在新时代下发挥积极作用。”先秦儒家思想是在封建制度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对于当代社会自然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是先秦君子人格内涵中的人本思想、诚实守信、勇于担当等内容和当代行政理念追求的价值是相吻合的,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践行人本理念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基础,依然值得新时期我国公务员吸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33. 
  [2]习近平党校十九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163 
  [3]白春雨.君子人格与儒家诚信之德[J].齐鲁学刊,2012,(5).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3. 
  [5][澳]欧文·E.修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12. 
  [6]塔西佗·P.C.塔西佗歷史[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8. 
  [7]肖世英.行政信用制度化的双重困境及其破解的前提条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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