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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涵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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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8-04-08 09:22:00

   摘 要:本文从基本属性、主营业务和运营模式等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涵,有助于明晰历史渊源、探索发展方向。从必要性、目标定位、法律界定等方面,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基本属性作了梳理。从不良资产处置的评估、模式及风险控制等对其主营业务进行了剖析。从营销战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分析了其运营情况。新时代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应该以基本属性为指引进行布局,深耕不良资产主业并建立现代化的运营机制和商业模式。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商业模式;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8.02.10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8)02-0081-08 
  一、引言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对金融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实体经济运行又面临诸多困境、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面临双升局面,此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就成为国家解决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手段和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的最后防线。然而,按市场化运作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并向综合金融控股集团转变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基本属性和内涵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同时,以“穿透式”监管为代表的严监管也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合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理论角度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内涵进行深入系统分析,不仅有助于梳理其过去近20年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明晰其未来发展方向。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共有两类:第一类以从事“正常”资产管理业务为主,比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都设有资产管理业务部或资产管理的附属公司,记为“正常”AMC以便区别。各国通常都有“正常”AMC,但就机构数量和资本规模而言,英美两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主流学术文献也主要探讨英美的“正常”AMC的(全球)战略资产配置策略,而对不良资产投资极少涉及,本文不对其作专门研究。 
  第二类以从事“不良”资产管理业务为主,是专门处置企业(包括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剥离的不良资产的AMC。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整个经济的困境和中国银行业高企的不良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相继成立①。历经政策性经营和商业化转型时期,进入了全面市场化运营时期,并按照国务院的“一司一策”原则打造了差异化的商业模式。AMC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险化解、综合经营、融合创新”三大优势,发挥了“金融稳定器、经济助推器和创新探索者”三大功能,决定了AMC在任何经济周期中均可大有作为,能够积极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服务“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AMC作为国内一个较新的金融业态,总体研究较为薄弱,截止2017年12月20日,在权威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篇名的学术论文仅914篇,其中全面商业化(2010年以来)的论文仅153篇,这说明现有研究远不能满足AMC改革发展的需求。笔者根据期刊质量和论文质量从中筛选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评述AMC研究现状,指出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与学术创新之处。同时在严峻的经济金融环境和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下,资产公司更有必要对其基本属性、主营业务和运营模式展开深入研究。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基本属性 
  对于成立AMC的必要性、目标定位、法律界定等基本属性问题,学者们做了诸多研究。一是从成立AMC的必要性和背景来看,阙方平等(2002)认为成立AMC是我国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制度安排的第二次平衡,是由制度失衡逐步转向制度均衡的重要运作机制和平台。彭琦和罗军(2005)基于信息交易成本框架,从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强化风险管理与参与成本优势的视角论证了AMC存在具有重要意义。陆懿等(2004)提出AMC运行的理性构想,一则继续加快资产处置步伐,发挥专业处置不良资产的优势,发展成为商业化运作机构或向投资银行转型;二则待不良债权处置殆尽时,独立履行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能,向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发展。 
  二是从目标定位看,设立AMC意在实现“好银行”、“好企业”和保持“好财政”的发展目标,解决银行道德风险、企业道德风险、AMC道德风险等三重风险。 
  三是从运作模式看,AMC应该从促进国有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强化公司治理结构及深化国企改革、缜密设计AMC的组织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从股权运作、债权运作以及对破产企业运作三个视角探讨运作模式。AMC未来发展可从投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着手布局。 
  四是从法律层面来看,AMC是依法成立的专门类公司,其发展和转型莫不需要立法支持,学者们从法律角度对AMC的设立、运行和完善进行了探讨。黄建华(2000)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认为尽快制定我国AMC特别法,是保障AMC合法、有序、高效運行的关键。高英和何钧(2005)阐述了AMC的治理结构现状,客观评价了现行结构在产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徐雅清(2006)进一步梳理指出AMC运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AMC的法律地位、不良资产转移过程、再贷款等方面的法律缺陷,并指出制定特别法规是解决AMC运行中法律缺陷的可行途经。刘少军(2011)试图从转型过程中的业务性质分析和面临的法律风险入手,从财产买卖关系、资产投资关系、金融服务关系三个层面梳理了AMC的业务性质以及AMC经营的法律风险;随后再从业务范围界定、立法方式界定、法律地位界定等方面对AMC未来的法律地位进行了阐述。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营业务:不良资产经营处置 
  不良资产经营处置是AMC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主营业务,相关文献较为宽泛,涉及范围较广,研究也较为松散。 
  (一)不良资产处置、评估、定价及绩效问题

  程征(2005)梳理AMC成立以来的各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发现,影响处置进度和处置效率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法律和市场制度层面。纪益成和叶敏琦(2004)认为AMC在不良资产处置评估中存在评估理论欠缺,实物不良资产评估价值与实际处置价值差异较大,削弱评估的定价咨询作用,以及为迎合需要而低估评估结果等问题。张洪涛和杨宏略(2005)梳理了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定价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一种不良资产估值模型的建立思路,包括模型参数设定、计算方法和步骤,以及该模型的可行性及不足。胡建忠(2008)指出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核心问题是不良资产定价,不同类别的不良资产需据其特征差异,选择不同的定价方式。实践表明,现有定价方法缺少逐项定价能力以及效率较低等弱点。改进债权风险定价法、运用数据模拟方法、引入期权定价等方式,可以完善不良资产价值发现机制,支持不良资产的创新处置。耿建新和崔宏(2005)以长城AMC为例,实证检验了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贷款企业的较大偿债能力和贷款企业处于较发达区位,显著提升了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企业贷款规模较大以及企业国有背景,显著降低了不良资产的处置绩效;以物抵债的处置方式具有较高的处置绩效,采取破产方式的处置绩效显著较差;贷款企业的总资产、资产负债率以及行业分布、运行状况、贷款方式对不良资产处置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问题,主要探讨了债务重组、破产重组等模式 
  项莉(2009)通过分析AMC在企业债务重组中的成功经验,剖析了这一处置方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分类明确角色定位,储备优质项目搭建转型平台,完善制度建设等政策建议,为规范不良资产处置行为,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推进AMC市场化转型进行了有益探索。王云(2011)概述了债务重组的定义和方式,探讨了以债务重组手段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优势及其风险防控等问题,并结合实例总结了项目运作经验。其次,破产重组是不良资产处置的司法途径。陈露莎(2015)认为破产重整是对困难企业实施救助的一种手段,是司法机关主导下的司法程序。从实践看,企业通过破产重整方式解决财务问题的占比较小,尤其是破产重整成功的案例更少。这是因为破产重整立法及实践中面临启动破产重整的条件规定有缺失,与破产重整有利害关系的AMC能否担任管理人有待商榷,强制批准的条件规定过高,股东(出资人)的参与机制不明确,为重整企业提供金融、税收等配套支持的立法不完善。由此建议明确启动重整程序的条件,继续完善有关管理人的选任规定,适当降低强制批准标准,完善有关股东参与重整计划表决及债权人会议的规定,完善配套措施立法。孙方(2015)解析了不良资产业务创新合作处置模式——转让劣后级收益权模式,通过案例分析了该模式下AMC收益情况变化,总结了该业务模式对AMC不良资产业务效益的影响及实践中需关注的问题。 
  (三) 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 
  不良资产证券化兼顾了各个利益主体,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创新型工具。学者们研究了不良资产处置中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定价、模式结构和风险控制等问题。彭惠(2004)分析了国际上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和特点,并从不良资产证券化与正常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比较分析角度,研究了不良资产证券化在结构设计、制度安排、定价等问题上的共性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陈野华和卓贤(2005)指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风险隔离,其主要模式有真实销售(True Sale)、参与(Participation)和分科(Finco)三种。AMC在商业化之前,采用的是参与模式。与真实出售相比,参与模式的破产隔离效果较差,但通过政府对AMC的“隐性担保”强化了这一模式破产隔离的效果。同时,参与模式的不良贷款证券化,最终并不能将不良贷款的风险由金融系统彻底剥离出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效果。因此,法律关系清晰、风险隔离效果良好的真实出售模式是AMC开展不良贷款证券化的最佳选择。伍庆生(2006)分析了AMC债权资产证券化的模式设计,提出了债权资产证券化方案设计及交易结构设想,阐述了债权资产证券化的具体运作程序与步骤。陆学忠(2007)以“凤凰”和“东元”两只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例,对AMC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资产转移、SPV模式选择、信用增级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沈炳熙和马贱阳(2007)立足新的制度环境和试点实践经验,详细分析了信达和东方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经验和不足,论述了我国全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武魏巍(2008)认为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定价模型主要分为基于到期收益率和基于内含期权两类,并分别比较阐述了两类模型的特征、原理、定价模型等,指出两者的定价思路完全不一样,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同时利用两种方法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定价、相互验证,有助于获得比较科学的定价结果。李海洪(2009)指出不良资产证券化可采用的交易结构有三种,即商业房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结构、担保债务证券(CDO)结构和清算信托(LT)结构,通过归纳比较三者特点,认为目前适合我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是CDO(担保债务证券)结构;当时的产品属于初级CDO结构或准CDO结构,接下来应借鉴国外成熟交易结构,在优先级与次级证券之间细分,以满足各类投资者不同的投資回报要求;同时在不良资产回收确定性较大的证券化交易结构设计中,严格控制风险,适当利用衍生工具进行再投资,获取合理收益。何力军和袁满(2015)认为新一轮不良资产业务与以往不同,大部分不良资产表现出“资源错配”的特点。“互联网+”模式特有的快速“价值发现”和“市场发现”功能,可以拓宽处置途径并加速处置效率,但同时也存在着业务模式弱化、目标客户不清晰、线下依赖度高、信息不对称和平台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乌拉尔·沙尔赛开和苏志强(2016)认为AMC不良资产证券化经历了从“国外—国内”“尝试—暂停—推广”的过程,但目前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内部考核机制导致利益不一致,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目标定位冲突,发行方对于发行成功率的过度看重,投资者刚性兑付需求和发行政策环境不完善等问题,导致了AMC不良资产证券化困境。他们建议AMC完善资产证券化中的内部考核机制,采取双层资产证券化方式解决低成本融资和不良冲减问题,并积极推动相关政策放开和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宣传。

 (四)AMC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风险识别、风险控制、风险隔离等问题 
  管建华(2012)运用前摄型和反应型识别方法,识别出金融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的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信息不对称、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政策性风险以及资产处置方式自身存在的风险,随后从引入其他资本、逐步推行资产证券化、采用多元化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优化不良资产定价体系、规范不良资产处置流程及强化事后监督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改进不良金融资产处置风险管理的对策。何力军(2015)指出要提高资产质量,风险控制是根本,损失管理是核心,而评价指标则是强化损失管理、落实风险控制措施的传导渠道和手段,并在对AMC及其下属各业务平台按银行类、非银行金融类、非金融类等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集团视角对各类业务平台的资产质量监管要求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金融机构要提高资产质量,长期而言,从业务端入手进行风险控制才是根本,加强对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管理更是核心,以评价指标为传导手段,适时适度披露资产质量信息,切实提高资产质量管理水平。但在短期内,可通过构建与AMC发展现阶段相适应的资产质量评价指标和损失管理措施,将其作为落实风险控制的传导渠道和手段,迅速推动资产质量管理工作在集团上下得到全面展开和落实。王东浩(2012)结合巴塞尔Ⅱ新资本协议对金融风险管理的要求,通过建立大型金融不良贷款损失数据库,总结归纳了我国不良贷款特征和适合我国国情的违约损失率模型开发方法,并形成系统软件进行实证,最后开拓性地提出一套利用数据、挖掘成果、IT技术来整体提升AMC不良贷款处置和损失管理的方法。 
  (五)其他相关研究 
  李璟(2005)梳理了AMC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法律问题,涉及不良资产权益维护(恶意逃废债、不规范破产、诉讼时效)、不良资产经营和处置过程中的法律问题(诉讼管辖问题、执行难问题、债转股后AMC退出时面临的法律问题),不良资产处置与资本市场结合问题,不良资产价值评估问题,以及AMC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崔宏和程凤朝(2007)实证发现贷款方式、贷款本金、企业偿债能力、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性质、处置方式以及政府干预等因素对金融不良资产回收率有显著影响,而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所处区域、打包处置、处置地区法治水平等对回收率无显著影响。何力军等(2014)在探讨AMC介入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以央企、国企、民企、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发现中国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市场潜在存量规模较大,并受经济环境影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由于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及相关业务表现出资产质量低、处置周期长、收益率较低、行业分布广等特点,对介入该类业务的AMC提出了较高的资产管理和风险管控要求。高炜(2016)结合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增态势,提出了AMC助推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新模式,如一次性买断收购模式、组建合作经营公司及保底条款加盈利分成收购等。 
  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模式 
  (一)AMC的营销战略、激励机制与并表管理 
  李晓鹏(2003)针对AMC在市场营销理念、资产尽职调查、市场需求调研、产品策略、价格策略、营销渠道、广告和网络营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AMC应提升市场营销理念、强化市场营销管理,尽快建立资产信息数据库系统、加强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共享,学习应用专业化市场细分手段、提高目标市场选择的有效性,积极探索多种资产包装重组手段、加大资产包装重组工作力度,逐步完善资产价值评估系统、积极尝试多种资产定价策略,增强服务客户的意识、采取吸引投资者的分销手段。华金秋和邢精平(2004)指出国际经验表明,没有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可能会延迟不良贷款处置过程并且会产生道德风险,故AMC应设计合理的薪酬激励方案,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绑定。此外,因为AMC业务内容的综合化发展,并表管理成为其运营管理的重要内容。袁洋和侯巧玲(2014)从并表管理的要素、并表范围的界定、并表监管与合并会计报表的异同方面分析了AMC并表管理的基本内涵,并存在资本在集团内重复使用与杠杆效应、传染性风险、负协同效应、内部利益冲突、不透明风险等风险特点,认为并表管理实施之后,AMC的超额资本得到一定提高,但由于受资本增长限制,超额资本的增长较为缓慢;从杠杆率角度看,AMC的业务模式还有待扩展;从风险控制角度分析,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所加强。 
  (二)AMC的风险及风险管理问题 
  孟宪颖(2016)认为现阶段AMC存在风险的易发性、不确定性以及发展的不均衡性两大特点;现阶段的问题表现在将自身定位于“类投行”、一味追逐高风险高收益,部分收购类项目的资产有“被不良”之嫌,通过复杂的产品设计达到资金投放的目的,利用自身金融主体资格大做过桥类业务;原因在于发展方向尚未最终确定、相关外部法规缺失,资金来源受限且成本高企,风险管理难以匹配业务发展;对策建议是确定监管红线、出台配套法规,研究扩充AMC资金来源的途径,加强内部风险管理。陈惠和江涛(2014)通过梳理AMC的商业化业务发展现状,认为其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自有资金不足、内控机制不健全、缺少稳定的盈利模式、风险偏好过于激进、市场本身风险难以回避等问题;进而提出如下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如创新产品研发能力、培养全面的风险管理人才、提高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发挥内外监管机构的监督作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审慎推进“走出去”战略。 
  (三)AMC的内部控制机制问题 
  呂劲松(2005)指出AMC运行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如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缺陷,不利于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外部监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监管效果不够理想;内部控制不完善,管理不到位;外部环境影响AMC有效处置资产等。为此,建议适当改革AMC体制,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剥离、处置制度,同时,加大外部监督管理力度,强化AMC内部控制,改善不良资产处置外部环境。肖燕和聂群华(2005)认为AMC的内控整体框架模式要求建立统一的内控决策、协调、指挥系统,要把AMC控制文化放在内控建设最重要的位置。周君兴和周甬挺(2006)认为AMC的商业化转型需要其内部控制机制配套创新,形成更加安全规范、经济高效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建立符合商业化运作的内部审计机制、构筑严密的内控体系、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制度、保障内部控制机制有效实施,加强外部监督,督促AMC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罗立刚(2017)从提高AMC内部管控能力的角度,分析了AMC面临的内部审计风险,并针对性地从审计模式、风险评估、审计机制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四)AMC在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化经营问题 
  姜传波(2003)认为AMC业务呈现出明显的投资银行特征(涉及证券的发行及交易、资本市场运作及资产证券化和咨询类业务),AMC向投资银行转变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包括业务与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及国际合作优势),AMC的投行业务模式设想是未来可定位为专业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专业化的证券业务经营机构、专业化的资产证券化机构及专业化的顾问和咨询机构。李栋(2012)认为在突出金融不良资产经营管理主业的前提下,综合经营和多元发展成为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未来可能面临发展战略、公司治理、资本运营、关联交易等风险。加强全面风险管理的主要思路和建议包括加大经营机构精简整合力度、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完善资本管理机制、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操作风险管理机制、加强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管理,等等。 
  五、结语 
  通过对AMC的基本属性、主营业务(不良资产经营处置)、运营情况三个层面的文献梳理发现:关于AMC基本属性的相关文献主要来自政策性处置不良资产时期,故主要涉及AMC的性质、定位、功能、法律界定及发展路径等方面,对不良资产处置模式涉及较少。关于AMC的主营业务即不良资产经营处置的文献相对丰富,涉及不良资产收购模式、不良资产定价、不良资产回收率、不良资产处置绩效、不良资产风险管理、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多个方面,但总体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深入剖析,尤其缺乏不良资产处置的经典案例与经典模式,这可能是由于不良资产处置技术和手段属于AMC内部机密,一般不会对外公开。关于AMC的运营情况,政策性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内控制度、运行机制、配套制度、营销策略、激励机制等基本问题,全面商业化时期相对更关注并表管理、风险管理等实务性问题,但总体而言不够深入。 
  当前,中央将金融风险控制和去杠杆放在更高和更全局的位置上,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回归主业。这也就要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清晰的理解其基本属性,回归主业,回归本源,并依此規范相应的业务模式。随着AMC金融全牌照的完全布局以及竞争格局的转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了深耕不良资产主业的紧迫要求,存在建立现代化运营机制和商业模式的内在需求,这也是AMC在未来的重要使命。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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