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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南齐应制诗的新变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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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8-04-11 09:28:00

 摘 要: 南齐是南朝应制诗创作的重要过渡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新变特征:一是题材渐趋丰富;二是目的转向娱乐;三是风格日益清新。这些新变特征虽然被后世忽视甚至否定,但当时的统治者和文人却大都不以为非,因为这不仅是呈现良好文化氛围的窗口,而且是皇族与文人政治愿望达成的交点,更是当时儒家诗教式微的表现。 
  关键词: 南齐 应制诗 新变 
  一、南齐应制诗的新特征 
  南朝是一个崇尚文学新变的时代,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不断涌现,与这样的时代潮流相适应,刘宋至梁陈,应制诗的创作明显呈现出不惧新变的发展趋势。南齐应制诗创作的主体是“竟陵八友”,根据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这八人中,留下应制诗较多的是王融、沈约和谢脁,这三人的应制诗较全面地展示了南齐应制诗的风格面貌。与前朝相比,南齐应制诗呈现出以下新的特征: 
  (一)题材渐趋丰富。 
  刘宋时期,应制诗的题材以侍宴、侍游、侍奠为主,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尤其是颜延之,更是被誉为刘宋“庙堂文学的大手笔”。其他诗人如鲍照、沈庆之等人的应制诗,也都是侍宴题材。唯一特别的是谢庄,在其四首应制诗中,有两首其他题材之作,分别是《和元日雪花应诏诗》和《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但谢庄诗歌显露的新气象没有引起当时诗人的注意,一直到“竟陵八友”在文坛崭露头角时,这一现象才得以改变。 
  当然,王融等人的作品依然保留有侍宴、侍游等题材,如王融《侍游方山应诏》、《从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沈约《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应制诗》等就是典型代表。但更引人注目的新风貌是诗人开始大量摄取其他题材入诗。这时有咏物应制诗,如沈约《咏新荷应诏诗》、《庭雨应诏诗》、《咏雪应令诗》。有咏宫廷日常生活场景的应制诗,如王融《移席琴室应司徒教》、《抄众书应司徒教》,沈约《乐将殚恩未已应诏诗》,沈约《奉和竟陵王药名诗》等。有纯粹的游戏之作,如沈约《大言应令诗》等。有为迎合萧子良的宗教趣味或颂圣意图而写的应制诗,如王融的《游仙诗五首》、《齐明王歌辞七首》,王融与谢脁同赋的《永明乐十首》等。另外还有不少同题共赋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标明应制,但因为是在君主或藩王的主持之下进行,实际上与应制诗没有本质区别。 
  应制诗的题材在谢庄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更宽广的拓展,作者关注的目光从宫廷的盛大酒宴和皇帝的重大活动逐渐转移到君臣普通的日常生活上。这种倾向在梁代宫廷诗人手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因此,可以这么认为,琐细题材进入应制诗创作领域,肇始于谢庄,发展于以沈约、王融为代表的竟陵文学团体,在梁代达到顶峰,促使应制诗的创作进入南朝时期的全盛期。 
  (二)目的转向娱乐。 
  南齐的应制诗创作不可能完全无视歌功颂德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如歌颂永明盛世的《永明乐十首》,其一《明王曲》结尾“皇基方万祀,齐民乐如何”,其二《圣君曲》結尾“大哉君为后,何羡唐虞时”,其十《散曲》结尾“言愿圣明主,永永万斯年”就极尽奉承之能事。 
  因为题材的拓展,必然带来创作目的的转变,即由颂圣转向娱乐。如谢朓咏琴、咏乌皮隐几、咏席,王融咏琵琶、咏幔,沈约咏篪、咏竹槟榔盘,等等。这些应制诗大多是在宴席上即兴而作的,往往只是客观描摹物象,没有特别的情致和寄托,也不见明显的颂圣痕迹。其他咏县名、药名、星名、回文、双声等诗歌,虽皆为奉和之作,但谈不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反而游戏娱乐的特点相当明显。 
  (三)风格日益清新。 
  因为应制诗产生的场合和功用的特殊性,导致其语言以典雅华贵为尚。“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①正是这种风格的典型表现。前文提到谢庄的两首应诏诗虽具有开拓题材的意义,但风格与刘宋其他应制诗区别不大,如《和元日雪花应诏诗》: 
  从候昭神世,息燧应颂道。玄化尽天秘,凝功毕地宝。笙镛流七始,玉帛承三造。委霰下璇蕤,叠雪翻琼藻。积曙境宇明,联萼千里杲。掩映顺云悬,摇裔从风扫。发贶烛侄前,腾瑞光图表。泽厚见身末,恩逾悟生眇。竦诚岱驾肃,侧志梁銮矫。 
  诗歌情感板滞,语言华丽,完全没有个性化的抒情。与谢庄相比,沈约、王融的咏物应制诗在写作技巧和诗歌风格上已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从写作情境来说,沈约《庭雨应诏诗》和谢庄的咏雪花诗应该是基本相似的,但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出空宁可图,入庭倍难赋。非烟复非云,如丝复如雾。霢霂裁欲垂,霏微不能注。虽无千金质,聊为一辰趣。 
  与谢诗相比,沈诗咏物的比重明显增加了,而且沈诗语言更平易、风格更清新、物态描摹更惟妙惟肖,表现出明显的演进轨迹。又如沈约《咏新荷应诏诗》: 
  勿言草卉贱,幸宅天池中。微根才出浪,短干未摇风。宁知寸心里,蓄紫复含红。 
  这首诗字里行间的颂圣痕迹不太明显。作为咏物诗,沈约不仅对荷花初萌的特征把握到位,而且以短茎里蓄藏着的花蕾胚芽,预测它孕育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将来。这对于新荷未来命运的预言,似乎隐藏着沈约自己对未来仕宦前途的隐隐期盼,这首诗将颂圣、咏物和抒情较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其中的自我抒情意味已超越了一般应制诗。 
  二、南齐应制诗的新变的原因 
  对于南齐应制诗出现的这些新特征,有些论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以萧子良为代表的皇族“生于深宫之中”,以沈约、王融为代表的文人随侍左右,尽管出身阶层各有差别,但囿于生活空间的狭窄,他们虽有拓展题材的自觉意识,却因眼界有限而只能流于琐屑,为了出奇制胜,又只好在技巧和构思上取胜,导致应制诗的质量不高。但笔者认为,任何现象的出现总有其复杂的原因,南齐应制诗的新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它是呈现良好文化氛围的窗口。 
  应制文学发展的繁荣,往往和统治者热衷于组织宫廷文学活动息息相关。皇族组织文人进行文学创作,除了本身喜欢文学或借诗歌颂盛世之外,有远见的统治者更是试图以此体现朝廷的文化政策、精神风貌,从而建设良好的文化生态。

 南朝统治者在政治资本的累积过程中,已经逐渐意识到了文化和文学对于统治的积极意义,因而颇为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据《南齐书·高帝纪》记载,开国皇帝萧道成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在其统治生涯中,还有过几次诏令赋诗或对文学之士青睐有加的行为: 
  《南齐书·高帝纪》:“戌申,车驾幸宣武堂宴会,诏诸王公以下赋诗。”“己亥,车驾幸乐游苑宴会,王公以下赋诗。” 
  《南齐书·檀超传》:“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自比晋郗超为高平‘二超’。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太祖赏爱之。” 
  这种做法对皇位继承者和文士的启迪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子齐武帝虽以事务为重,不太爱好文学,但他颇为重视良好文学生态的建设。与其父一样,他也诏令文人赋诗: 
  《南齐书·武帝纪》:“八月,丙午,车驾幸旧宫小会,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 
  《南齐书·王融传》:“九年,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当看到儿子文才杰出时,他不免得意扬扬:“上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也。’”②他鼓励儿子们结交文学之士,组建文人集团。对于文惠太子萧长懋,他“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文惠太子“礼接文士,畜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③。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④。随郡王萧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⑤。“颍川庾铣,善属文,见赏豫章王”⑥。正是在齐武帝的培养和支持下,文学发展出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 
  频繁参与南齐应制文学活动的王融、谢朓等人,又被委以重任,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化事业的管理。“博涉有文才”的王融求高帝自试时言辞恳切,态度谦卑,萧道成将其升迁为秘书丞。“高宗辅政,以(谢)朓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除秘书丞,未拜,仍转中书郎”⑦。秘书丞作为秘书监机构的一员,直接参与负责图书典籍的收藏、保管和编目。沈约“博通群籍,能属文”,南齐时以太子家令兼著作郎,齐武帝于永明五年,敕令沈约撰《宋书》。一方面,帝王和擔任秘书丞或著作郎的文人一起制定文化政策,整理、编撰各种文化典籍,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另一方面,皇族组织应制文学活动,既展示了统治者爱好的高雅,又间接表明了他们对文学的宽容态度,这对于文化事业的繁荣、政权的稳定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即使王融、沈约的一些应制诗不以颂圣为终极目的,即使风格有伤典雅庄重,甚至仅仅成为君臣游戏娱乐的工具,但它们是南齐统治稳定和文化繁荣的点缀,是无伤大雅的,是与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和谐同一的。这些活动和作品可以被看作是盛世气象更直观的呈现窗口之一。 
  (二)它是皇族与文人政治愿望达成的交点。 
  从参与应制文学活动的文人角度来说,他们之所以积极投身其中,其实是基于政治上的期望。家道中衰的世族急需重振家声,出身寒微的文人渴望改变命运,当统治者有心笼络时,他们当然不会放弃这条终南捷径,应制文学的创作,实际上是两者政治愿望达成的一条重要途径。 
  以王融为例。《南齐书·王融传》云:“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这样的家族背景是他奋斗的动力之一。王融积极参与政治和军事的献计献策想以此谋求富贵,但由于政局较为稳定,这种方法不太奏效。过人的文才则使这种愿望有实现的可能,在萧子良那里,王融得到青睐:“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⑧可惜由于时局的变化,王融死于非命,政治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王融以文才获得齐武帝和萧子良的倚重,并参与各种游宴活动,被令创作应制作品,这不仅是身份的炫耀,更是实现政治抱负的途径之一。皇族和文士这两大阵营就此找到了默契合作的交点。皇族以自己的悠游娴雅和一系列应制文学活动获得礼待文人的名望,促进本朝文化、文学事业的繁荣昌盛,而文士则以杰出的文才跻身权力中心获得期盼的政治资本,这基本上是封建帝王和文人热衷于应制文学的心理动因。 
  (三)它是文人忽视儒家诗教的必然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大都忙于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无暇顾及文学思想的控制,尽管儒学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但儒家诗教衰微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即使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尊崇儒家,但对于儒家诗教并没有加以特别的宣扬和强调。 
  《南齐书·高帝纪》:“四年,下诏说:‘式遵前准,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 
  《南齐书·武帝纪》:“十月,壬戌,诏曰:‘皇太子长懋讲毕,当释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 
  《南齐书·高逸传》:“(顾欢)……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庐于墓次,遂隐遁不仕。……欢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篇》不复讲。”“太祖辅政,悦欢风教,征为扬州主簿,遣中使迎欢。” 
  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南齐不废儒学的举措,对顾欢的欣赏与提拔,显然是从政治稳定、人心感化的政治角度行事的。在文学领域,儒家诗教却不太被人们所提起。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萧子显生活于齐梁之际,他认为文学创作出自个人心灵,随本人的嗜好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并且主张求新求变,这些观点无疑是对齐梁文学新变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暴露了儒家诗教在当时被冷落的现实处境,这种思想意识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从上至下的文人不再刻意讲求诗歌的温柔敦厚和政治色彩,都在探求和尝试新变的道路,哪怕这些实践和诗教有所背离,人们也无暇顾及。 
  儒家诗教对文人思想的规范一旦失去约束力,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关注社稷之外的题材,就有可能把诗歌创作当作一种纯粹的娱乐方式并以游戏的态度进行创作,这种做法反而给了文学自由发展的空间,使文学创作更进一步走向自觉。因此,南齐应制诗的创作在新变中虽然背离了儒家典雅庄重的传统诗风,但它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文学的进步,是齐梁文人思想相对解放的表现,并最终形成了齐梁应制诗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虽有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完全否定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否定它对后来应制诗与非应制诗创作的贡献。 
  任何事物的新变都植根于当时特有的时代土壤,南齐由于统治时间短暂,还来不及让应制诗完成蜕变,但是齐梁君主对于文学的相似爱好和创作者的延续性,使它在梁代达到巅峰,并彻底完成新变。 
  注释: 
  ①李延寿.南史·颜延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881. 
  ②萧子显.南齐书·萧子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710. 
  ③萧子显.南齐书·文惠太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399. 
  ④萧子显.南齐书·萧子良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694. 
  ⑤⑦萧子显.南齐书·谢朓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825,826. 
  ⑥萧子显.南齐书·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3:897. 
  ⑧萧子显.南齐书·王融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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