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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明遗民史家群体与官方史学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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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8-04-27 09:30:00

   摘 要: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史学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共存并进的发展格局。明清易代之际是中国史学史上私家修史的高潮时期,此时私家修史的主体明遗民史家群体从“为故国书信史”的目的出发,积极从事史学创作活动。康熙以后,清朝官方与明遗民史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出现了缓和,明遗民史家内部出现了分化现象,分化的明遗民史家也逐渐向官方史学靠拢。此时,在现实的史学活动中出现了私家修史与官方史学的相互合作与互动的过程。明遗民史家在与清朝官方互动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被动,而是不断向清朝官方提出自己在史学活动上的合理诉求,清朝官方对此诉求也会根据自己的“合理需要”仔细甄别后有选择的容纳。经过清初官私史学之间的互动,双方都在史学活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 
  关键词:明遗民史家群体;互动 
  康熙朝以后,清朝官方与明遗民史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出现了缓和,出现这种缓和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清初官方提出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逐渐向汉族士人群体靠拢。“由于统治者不可能全面的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论断上作出妥协”。二是明遗民史家内部出现了分化现象,分化的明遗民史家也逐渐向官方史学靠拢。三是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本来就是史学活动中的两翼,在现实的史学活动中需要两者的相互合作与互动,才能更好地促进史学的良性发展。清朝官方掌握了与明遗民史家在互动过程中的主动权,积極引导明遗民史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轨道上发展。明遗民史家在与清朝官方互动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味被动,而是不断向清朝官方提出自己在史学活动上的合理诉求,清朝官方对此诉求也会根据自己的“合理需要”仔细甄别后有选择的容纳,所以明遗民史家在清朝官方史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清初官私史学之间的互动,双方都在史学活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 
  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初官方之间的互动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明遗民史家与官方修史活动之间的互动;二是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朝官方史家群体的互动。 
  一、明遗民史家与官方修史活动之间的互动 
  明遗民史家与官方修史活动之间的互动,是指明遗民史家亲自参与官方修史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参与官修《明史》。康熙十八年三月,清廷特开博学鸿儒科,于体仁阁试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具著纂修明史”,明遗民史家中的朱彝尊、毛奇龄、吴任臣、潘耒、沈珩、万斯同等人得以参与官修《明史》。他们与清朝官方在《明史》纂修应遵循的原则,纂修《明史》的史料采择,《明史》要不要设立《忠义传》以褒奖前明忠义,该不该仿《宋史·道学传》而设《道学传》以尊理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官修《明史》过程中明遗民史家与清初官方特别关注的问题,通过两者的争论与互动,对《明史》最终纂修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基于何种原则纂修《明史》,这是贯穿《明史》纂修的核心问题。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朝官方一样,都坚持秉笔直书以著信史的原则。明遗民史家潘耒提出在明史纂修过程中要“秉笔欲直,持论欲平”;毛奇龄认为要把《明史》纂修成一部“千秋信史”,不仅需要秉笔直书的精神,还需要史家对史料的认真核实;朱彝尊对信史的界定更为苛刻,他认为“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对《明史》的纂修要做到大公于天下。同样清朝官方也坚持以秉公直书的精神作为《明史》纂修的首要原则。康熙皇帝曾召入大学士等问:“所修明史若何,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诐之失、可以传信后世。”这说明,双方在修史的基本原则上达成了共识。 
  其次,纂修《明史》要坚持以实录为主、兼采其它的史料采择原则。明遗民史家万斯同坚持《明史》纂修要“以实录为指归”;潘耒认为《明史》纂修时,不仅“既以实录为主”,还需要“博采诸家著述名臣奏议与凡典章”。清朝官方也高度重视《明史》纂修时的史料选择问题,康熙皇帝告诫明史纂修馆员,“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这就是要求他们在修史时处处需以实录为指引。同时康熙皇帝也提醒纂修人员,前明实录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需要史馆纂修臣工一一甄别。“朕于前代实录详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后颇多讳谬,不可不察。”《明史》纂修总裁徐乾学也说:“必本之实录,而参以他书庶几无失。”他们在纂修《明史》时不仅都坚持以实录为根本,通过参以其它史书以增补或互校等方法,仔细甄别前朝实录中出现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明史》纂修史料的丰富性与准确性。 
  再次,《明史》中《道学传》与《忠义传》该不该设立的问题。《明史》纂修官彭孙遹认为在《明史》中应仿照《宋史》的体例而增设《道学传》,其意为尊崇理学。持有这一观点的除了彭孙遹之外,还有《明史》总裁徐乾学等人。这种意见得到了清朝官方的极力支持,而明遗民史家大都反对延续《宋史》之例设立《道学传》。彭孙遹、徐乾学等人积极倡导设立《道学传》的初衷在于此举可使“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千古矣”,即他们意图将康熙皇帝尊崇的程朱理学推向极致高度,同时确立起“道法治法”于一身的满清君主在学术与史学领域中的权威地位。清朝官方的这一观点受到了明遗民史家强烈的反对。明遗民史家朱彝尊、黄宗羲、毛奇龄等人纷纷上书史馆,劝阻徐乾学等不要设立《道学传》。朱彝尊认为“《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黄宗羲也上书史馆,指出“无固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时人陆陇其也说到:“史有特例,后人不必尽学。”他认为“宋史道学之目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所以不设道学传的根本目的就是“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学之实”。汤斌在设不设《道学传》的态度上比较摇摆,总体上比较倾向于不设《道学传》。总的来看,在《道学传》的设立问题上,主张不设的史家人数居多。与《道学传》争论不同的是,在《忠义传》的设立问题上,明遗民史家内部及官方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徐乾学说:“忠义之士莫多于明,盛世于建文之朝,再盛于崇祯之季,此固当大书特书,用光史籍”,“有元之史,此皆前例可据”,所以他认为《明史》当设《忠义传》。《明史》总裁王鸿绪以《宋史》、《元史》、《明实录》等史书所记胜朝忠义事迹为依据,指出“今修明史甲申以后忠于所事者,亦不没其实云”,“野史之增饰,家传之附会,亦往往有之。若著之正史,则不得不核其实,以示百世无惑”,清朝官方在《明史》中设立《忠义传》还可以将褒贬集于一身,有利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彭孙遹也主张在“今纂修明史宜立忠义列传 ,以立万世人臣之准”。明遗民史家本来一直坚持为故国书信史,褒奖忠义以传万世的著史原则,所以对于明朝那些“忠臣烈士抗节致命者,宜如文天祥、谢枋之例,大书特书以劝忠烈”。

《明史》的纂修历经九十余年而成,最终在《明史》定本中没有《道学传》,说明清朝官方听取了明遗民史家的意见。但让人不解的是,《明史》定本中同样也没有《忠义传》,虽然无论是明遗民史家,还是仕清史家都极力赞同在《明史》中设立此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由于清朝官方暂时没有意识到褒奖前明忠烈对清朝的积极作用;其次,对前朝忠烈的褒奖,尤其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关系甚大,如果清朝官方处理不当,则会严重削减其政权的合法性;最后,历史书写的话语权由帝王亲自主导,清初帝王不光要有建构本朝历史观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對本朝历史观进行有效的系统化建构,比如正统、夷夏等相关问题的阐释,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到清朝乾隆时期。不过,官修《明史》的过程还是体现了清朝官方与明遗民史家之间在社会话语领导权、建构历史记忆中,由以前的各自为政、相互抵触进入到现在寻求共识、相互涵摄的历史过程,他们在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上逐渐取得了部分认同,达成了一定的妥协。清朝官方在与明遗民史家的史学互动中,是有所受有所不受的,而受与不受的考虑,主要是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双方在政治地位和实力上的不对等地位,决定了官方在史学活动中的主导性。 
  二、明遗民史家群体与清朝官方史家群体互动 
  明遗民史家与清朝官方史家之间在史学上的互动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有明遗民史家与清朝官方史家之间的有书信联系、题写墓志铭、传序等方式;明遗民史家游幕于清朝官方史家参与其合作修史等。 
  首先,明遗民史家与清朝官方史家之间的有书信联系、题写墓志铭、传序等交流互动的方式。书信交流本来就是古人常用的交流方式,明遗民史家与清朝官方史家之间通过书信往来交流自己的史学见解。曹溶的《倦圃尺牍》记载其曾向黄宗羲去信求教关于修史的相关问题。民国刘承干编修的《明史例案》中收录了不少明遗民史家与清朝官方史家之间关于《明史》相关问题讨论的来往书信,比如潘耒的《潘次耕上某总裁书》、毛奇龄的《毛西河奉史馆总裁札子》、朱彝尊的《朱竹垞史馆上总裁书》一共有七封、顾炎武的《顾亭林答汤荆岘书》与《顾亭林与公肃甥书》等。与书信交流不同的是,题写墓志铭与传记是寄托对故去史家的一种哀思,也是对他们史学精神的一种认可。如《明史》总裁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分别对明遗民史家李清撰写墓表、墓志铭,徐乾学撰写的《李映碧先生墓表》,徐元文撰写的《李映碧先生墓志铭》,他们都高度评价了李清“尤潜心史学,为史论若干卷”的史学功绩。清朝官方史家魏裔介为明遗民史家孙奇逢作墓表,方苞为明遗民史家孙奇逢写传记,并且还为《孙征君年谱》作序文等。清朝官方史家与明遗民史家通过书信、墓志铭、传序等方式来不仅是他们在表达在友情联系上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史学上观念的相互沟通与争辩促进了清代史学的整体发展。 
  其次,明遗民史家有游幕于清朝官方史家合作修史的互动方式。明遗民史家一般通过游幕的方式与清朝官方史家进行史学合作。清初以来,游幕盛行,明遗民史家逐渐认可这一行为方式。《明史》总裁徐乾学喜爱结交有才之士,明遗民史家有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廷等人入其幕府。徐乾学被康熙皇帝任命为《明史》总裁、《大清一统志》副总裁等职,他吸纳明遗民史家入其幕府,则是更好的为官方修史服务。如幕宾万斯同虽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修纂,但由于他史才超于众人,在《明史》修纂中俨然柄总裁之权。康熙二十九年,徐乾学因案隐退,康熙皇帝准其所请允其携《大清一统志》书稿回乡继续编辑。徐乾学充分利用自己的幕宾资源参与修史,其中明遗民史家顾祖禹便是幕宾中杰出的一位。顾祖禹在明遗民史家中尤精于地理之学,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当时研究中国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意义的著作。他的加入,无疑更有利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一些明遗民史家拥有杰出的史学才能,如万斯同、潘耒等。清朝官方史家拥有利于修史的“史料资源”,如徐乾学的“传是楼”所藏书目众多。明遗民史家与官方史家在合作中相互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共同推动了当时的修史事业。 
  参考文献: 
  [1]《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2]《四库未收书辑刊》[M],北京出版社. 
  [3]《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乔治忠:《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版. 
  [5]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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