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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诗人亚瑟儿?十娃子诗歌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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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作原创  来源:网络转载  发布时间:2018-04-28 09:5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2016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编号RWY201608)。 

  摘 要:本文以中亚东干诗人亚瑟尔·十娃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面阐述亚瑟儿·十娃子诗歌创作,从别具一格的创作形式到独特的文字和语言特点,再到其艺术渊源和文化资源,让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其诗歌创作的艺术魅力,通过研究亚瑟儿·十娃子诗歌创作,探讨十娃子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及艺术形式,进一步挖掘其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感受到一个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一种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
关键词:亚瑟尔·十娃子;诗歌创作;诗人形象
作者简介:马存玲(1990.4-),女,新疆伊宁人,伊犁师范学院15级硕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2
亚瑟尔·十娃子出生于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所辖骚葫芦乡的一个贫苦的铁匠家庭。1930年他毕业于塔什干民族师范学院。还在上学期间他就开始了创作活动。当时,他和其他东干大学生一起,依据拉丁字母创造了东干字母并发行油印文学刊物《学生》。而且他对东干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研究。
一、亚瑟尔·十娃子对中亚东干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的贡献
十娃子对于东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更是诗人、散文家、语言学家、文艺学家,还是卫国战争年代的战地记者、翻译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曾获得过“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的荣誉。
东干文学和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一样,都经历过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一个发展过程,而在东干文学发展过程中完成这种转变的,就是亚瑟尔·十娃子。20世纪30年代,在结合中国西北陕甘宁地区汉语方言和斯拉夫字母的基础上,他参与创制了东干文字,并首先尝试运用于东干文学创作,可以说在整个东干文学的文学史上,亚瑟尔·十娃子都是功不可没的。他的诗歌创作已然成为了东干诗歌创作的一种“模式”。在诗的形式上,他创立了七四体形式诗。即第一行七字句,第二行四字句,依此类推,形成固定的格式。有时还可以根据诗意,灵活排列。除此之外,他还试探过民歌体和七言体形式的诗。总的看来,七四体是十娃子诗歌最主要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东干诗人产生了较大影响,拉阿洪诺夫、曼苏洛娃、伊玛佐夫等都采用过七四体。十娃子所创造的“七四”体是他对世界华语诗歌形式的一个贡献。
二、亚瑟尔·十娃子诗歌创作的独特性
如果从世界华语文学的视野来审视,以中国人的眼光,从中国文化在中亚的流向看,十娃子应该处于怎样的坐标位置?他将东干语提升到诗的境界,这是了不起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称其为世界华语诗苑的“奇葩”[1]实至名归。在世界华语诗歌的格局中,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独特的创作个性”[2]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诗歌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亚瑟尔·十娃子的诗歌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运用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地的方言写作,更准确地说,就是口语化的创作。十娃子的诗歌语言没有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古汉语以及中国现代书面语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语言能够完全摆脱旧诗的影响,并且形成自己特有“白话诗”。如《滩道》中的一段:“我记得来,到春天,/滩道太俊,/就像大江起浪呢,/绿草太嫩。/可是俊美不久长,/金刚太阳,/固的叫它老掉呢,/穿黄衣裳。”这里用了许多口语,“太俊”即壮观,“固”是强迫的意思。“起浪呢”“老掉呢”中的语气词“呢”的用法,在现代汉语诗歌中也不常用。
有人认为诗是一种高雅的语言,完全用口语就过于直白。用口语到底能不能写诗?亚瑟尔·十娃子用他的诗歌证明,用西北方言不仅可以写诗,而且还可以写出好诗来。
其次是诗歌意象创造的独特性。综观诗人的诗歌创作,我们把亚瑟尔·十娃子称之为“自然之子”和“土地之子”[1]。在十娃子的诗中充满了丰富的自然想象,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太阳意象群,另一类是春天意象群。
十娃子是太阳的歌手,在他的诗中频繁出现太阳意象。《天山的天》中说:“太阳也在天上呢,/我的太阳。/也倒的呢把热光/连水一样。/也焐过我红太阳,/就像亲娘。/叫我还俊,还旺呢/还有力量。”《我等哩》写道:“太阳给我笑的呢,/就像亲娘。/把光给我倒的呢/连水一样。/越活,越旺,越有劲,/就像青苗。”这两首诗中,都把太阳比作亲娘,太阳以它的光和热,哺育抒情主人公成长,抒情主人公就像青苗,享受阳光的照射,越长越旺。同时,诗人还运用了“我的太阳”这种所属关系,将太阳和我的距离拉得十分亲近。这是十娃子诗中的独特句式。
十娃子是春天的歌手,他的另一个意向群是春天。《我爱春天》中他说:“一朵鲜花儿开的呢,/就像火焰。/绿山顶上开的呢,/我看的显。/就像不远,我看的,/我能揪上,/可是它远,离我远,/就像月亮。”花是春天的杰作。诗人在开头把春天的花比作燃烧的火焰,写出了春的活力。现代大诗人艾略特将春草比喻成燃烧着的绿色火焰,与十娃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首诗的后面,写到开放在山顶上的鲜花距離虽远,却像明月般分外耀眼,意境很美,可以体会到诗人对春天的热爱。
按照弗莱的原型批评观点,太阳和春天都是比较的典型的诗歌原型意象,都是典型的描写喜剧情境的标志。在十娃子的诗歌中出现的太阳和春天两大意象群,构成了诗歌艺术世界的喜剧情境。他是一个播种快乐的喜剧诗人,这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同时和他所处的苏联时期上升的社会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亚瑟尔·十娃子对于生他养他的土地始终怀有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感情。他的诗歌中,关于营盘,关于天山的诗广为流传,这类诗具有内在的深刻的文化根源。
在《营盘》第一节中:“在营盘生养哩,营盘呢长,/在营盘呢我跑哩,连风一样。/营盘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踪呢,我咋不想?”诗人以明快的语言、和谐的旋律,写出了对生我养我的营盘的深厚感情。十娃子的精神家园不在现代大都市,而在营盘,在天山,在梢葫芦。天山是诗人活动的大故乡,而梢葫芦则是诗人出生的小故乡。十娃子对故土的热爱,对东干乡庄的一往情深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浓郁的家园情结。
 再次是诗歌创作艺术形式的独特性。在十娃子的诗歌中包含三个方面的主题:“自然主题、爱情主题和英雄主题” [3]。
十娃子的诗以抒情为主,同时也创作叙事诗和哲理诗。在十娃子的抒情哲理诗中,有时通过咏物蕴含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如骆驼、白杨树、杨柳、蝴蝶、桃花、杏花、葡萄等,都成了他歌咏的对象。
在世界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永恒的主题就是爱情。诗歌领域的十娃子创作了一系列绚丽多彩的富有东干民族特点的爱情诗。如《败掉的桂花》、《遇面》、《唱曲子的心》等,都是旧时代东干青年的爱情悲剧。除此之外,十娃子还创作了一系列纯真的爱情诗。有的富于戏剧性,有的空灵优美,有的想象丰富,展示了东干青年进入自由恋爱阶段的爱情。如《柳树枝》、《我的春天》、《我总想》等。十娃子的爱情诗,不拘泥于事实,凭借想象,将诗写的空灵优美。诗人用他的空灵笔触将爱情诗化了。
十娃子曾经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因而在他的英雄题材中,诗人是站在集體主义的立场上书写的英雄主题。《革命的兵》、《英雄的无常》等这些诗歌,都流露出一种乐观积极的英雄主义感情。艾特玛托夫是世界一流作家,他对十娃子作品的人性的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艾特马托认为“和平”这个概念对于十娃子来讲,充满了合于道德的哲学内涵,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对生活的感悟。十娃子的《得胜》便写出了人们庆祝胜利时内心深处亦喜亦悲的复杂心理,是真实人性的表露。
三、亚瑟尔·十娃子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和文化资源
东干族作为中国回族的后裔,同时又生活在中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除了自身具有的伊斯兰文化特点外,同时还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俄罗斯文化与中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与融入,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
俄罗斯文学是东干书面文学的重要动因之一,在诗歌题材上,十娃子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民诗的创作上,他不仅受俄罗斯传统公民诗的影响,同时还受马雅可夫斯基新公民诗的影响。
在东干文学创作中,中国文化资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东干诗人中,十娃子诗中运用的中国文化资源也最为丰富。而这些中国文化资源又渗透于他诗歌的各个层面。
首先是语言。在十娃子的诗歌创作中,基本上都是汉语西北方言,且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晚清时代特点的中国方言。因此,我们才有理由将它归属于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东干文学的文化资源在语言层面上,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主要来自中国。
其次是中国意象。在十娃子的诗歌中,中国意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黄河、韭菜、牡丹、白杨树,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意象。
以中国为题材,写中国的人和事的作品,在十娃子的诗歌中也占有相当多的比重。如《真钢》、《宁夏姑娘》等,其歌剧《长城》来自于中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从戏剧情节、人物、结构形式、唱腔到道白、唱词,都源于中国,是东干民族化的艺术。
十娃子创作中的中国民间故事、民间词汇、民俗等因素都十分明显,除了上面所说的《长城》外,取材于民间故事的还有《梦先生》、《青梅里边的古今儿》等这些民间故事,都体现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与价值理念。这从侧面展示出了中国文化在中亚东干族中的传承。
四、亚瑟尔·十娃子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
东干人的祖先是西北起义回民,白彦虎一代是反抗清朝统治的英雄,他们迁居中亚,那是一段惨痛的不堪回首的历史。历史给东干族的心灵留下了伤痕。十娃子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东干人的这种情感。在《北河沿上》里,诗人根据东干族回族爸爸汉族妈妈的传说,抒发了他自己的,也是几代东干人的民族寻根意识。在东干民族的感情世界和集体意识中,始终凝聚着两个情结:一个是阿拉伯情结,一个是中国情结。十娃子的中国情结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诗歌中,《我爷的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中国情结”对于从中国迁居来的第一代东干人——爷爷,这一代人来说,是强烈的、刻骨铭心的。十娃子写出了东干人特有的感情,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好吗,阿妈》中,诗人把中国称为“阿妈”“母亲”,把东干人比喻为流浪在外的儿子。诗人以对母亲的深情抒发了对中国的眷念之心:“我把你的白头发,/见哩,阿妈,/我走的候儿,黑的来,/你的头发。……海寇把你围住哩,就像韩信。”十娃子始终关注着中国人的命运,倾听着北京的声音,中国的喜讯。
从东干民族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勇无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东干人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而十娃子的诗也代表了自强不息的东干民族的奋斗精神。在十娃子的诗中创作中,我们会感受到一个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这是一个对生活无限热爱与执着的形象;一个极其善良的形象;一个向世界播种鲜花和喜悦的乐观的形象。在诗人的自我形象中,同样也折射出了东干人民的民族精神:热爱生活、善良、乐观。十娃子诗歌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不仅是他人格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东干民族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常文昌,常立霓.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中亚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论[J].兰州大学学报.2006(2).
[2]常文昌.亚斯尔·十娃子的创作个性与文化资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2).
  [3]高亚斌. 论东干诗人雅斯尔·十娃子的诗歌[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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